南斯拉夫扎达尔 世界最美日落的故乡(组图)

扎达尔机场距离老城区5英里(约8公里),从那里可以坐出租车或巴士到达老城区。坐出租车需要花约20澳元(人民币约131元);一下飞机就可以坐巴士,25分钟到达城中心,单程花费5澳元(人民币约33元)。

–品尝一些扎达尔著名的黑樱桃酒,这种酒由这座城市特有的欧洲酸樱桃制作而成。

–扎达尔拥有克罗地亚最棒的博物馆。一定不要错过位于Cosmacendi Palace的古代玻璃博物馆,以及位于本笃会圣玛丽修道院的教堂艺术展。

–这座城市有些丰富的咖啡文化。位于14世纪的圣迈克尔教堂对面的小型托尼咖啡馆不仅提供味道绝妙的咖啡,还是人们参观的热门景点。

–美丽的Ugljan岛距离扎达尔港口只有30分钟的车程,这里风景绝美,有橄榄园、葡萄园和松树林,从13世纪的威尼斯圣迈克尔堡垒欣赏这些风景更佳。

–节日是扎达尔文化生活的一大特色。大部分节日在夏天举办,但是你也可以找到一年四季都举办的盛事或表演。登陆tzzadar.hr查看最新的节日单。

这里距离扎达尔走路仅需15分钟,乘坐巴士仅需5分钟。所有的房间都有可以观海的大阳台,这里还有一个小游泳池。(+385 23 337570; villa-hresc.hr;双人间起价约116澳元(人民币约759元))

这座四星级的酒店建在13世纪“kastel”的遗址上,内设28个奢华的房间,一个美丽的走廊,克罗地亚提供贴心的服务(+385 23 494950; hotel-bastion.hr;双人间起步价190澳元(人民币约1243元))。

这座四星级的酒店在今年夏天刚开始营业,设有10个典雅的主题房间,距离扎达尔最著名的丹娜罗蒂街很近。位于一楼的Kalelarg美食城全天提供美味的食物双人间起步价190澳元(人民币约1243元))。

这是扎达尔热闹的餐饮区之一,这里的食物分量很足,服务员很友好,你可以坐在狭窄的街道上或舒适的室内就餐。

扎达尔当代的名人卢卡莫德里奇是克罗地亚最棒的足球运动员,最近效力于马刺队。当他回到家乡,最喜欢去的就是一家价格适中的意大利餐厅(Mihovila Pavlinovica 12; +385 23 312915)。

这个时尚现代的海鲜餐厅位于Fosa港口入口处的老房子里,拥有亚得里亚海上最美的室外阳台,并且,这里的食物也相当美味(Kralja Dmitra Zvonimira 2; +385 23 314421)。

–扎达尔的最佳旅游时间是春天和秋天,所以7月和8月来这里的游客最多,十分拥挤。

–由于老城区的住房有限,所以提前预定好房间。也可以考虑住在美丽的海滨度假胜地Borik酒店,这里距离老城区2英里(约3217米),备有舒适的住房)。

–在5月中旬,高中毕业生会聚集到街道上,吹着口哨,扔着面粉和鸡蛋,这都是高兴的表现,但是如果你想要清静,请避免这个时候来这里。(实习编译:张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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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达尔锦标赛辽宁飞豹队惨败莫斯科中央陆军44分哈德森2分

情理之中却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在于输球,意料之外在于输的太难看了。凌晨的扎达尔锦标赛,克罗地亚CBA球队辽宁飞豹队以46比90不敌莫斯科中央陆军。数据方面贺天举18分6篮板,丛明晨9分3篮板,卫猛7分2篮板,刘志轩5分4助攻,巴斯5分5篮板,哈德森2分1助攻。

惨败44分,不管比赛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这44分的差距都无法让球迷满意。大家也都清楚辽宁现阶段的情况,巴斯和哈德森才刚到2天,郭艾伦有伤没打、李晓旭也没打、赵继伟、韩德君不在,这些大家都知道,也都了解,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taihanlv.com/,克罗地亚也都可以接受输球,但绝对接受不了这个比分。

说我们不是主力,但其实下半场中央陆军也没有认真打啊,也都基本是以替补出战,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输了44分,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了。辽宁队作为上赛季CBA冠军球队,在国外打出一场这么难看的比赛,很容易会让人联想到我们联赛和别人的差距。说句不好听的话,既然是代表CBA出去参赛,不管打的过打不过,至少要拿出态度才是,输44分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态度。

总之,这样的惨败在我看来是无法接受的,退一万步讲,克罗地亚即使辽宁是全主力出战,那又有把握能战胜对手吗?冠军球队就应该拿出王者之师的态度,不能因为明知道实力有差距,就不去拼搏,就选择放弃,抱着这种心态打球,新赛季辽宁队的卫冕之路很艰难啊!

慵懒中成就艺术 意大利人的艺术生活哲学(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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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的诸多文明古国中,意大利算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存在。从古至今,意大利无论在科学、艺术、手工业,还是现代化工业生产领域都创造了很多奇迹,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另一方面,意大利人也非常重视对传统历史文化的保护,散布在各个城市中的古建筑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雕刻、古迹和文物组成了一道欧洲最靓丽的风景线。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民族,你很难把它与不守时联系起来。

意大利并不是很大,领土面积只有三十多万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六千多万。还没有我们中国一个省大。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却成为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孕育了许多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在工业制造领域,意大利生产的汽车,奥地利设计制作的精美服装、皮具、家具、钟表、珠宝等一直领先着世界潮流,很多国际流行的大品牌都是来自意大利。按说这样一个出色的民族,行事一定非常严谨。可是令你想象不到甚至无法理解的是,意大利人的集体意识和守时观念非常淡薄,比如朋友间的约会,意大利人经常会迟到半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这在我们看来是十分不礼貌的行为,可在他们看来却好像很正常。约会的时间早已经过了,姗姗来迟的一方却面含微笑,毫无愧色,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让你哭笑不得。

我女儿在意大利留学五年,对此深有体会。她给我讲,意大利人好像天生就没有时间观念:约会迟到,汽车、火车甚至飞机晚点都很正常,就连她们大学的教授来学校为学生讲课这样严肃的事情也照样不准时,通常都是学生们早上来到教室里大眼瞪小眼地等着老师。她说有一次应该是早上八点钟上课,结果这位先生居然快十一点了才走进教室,望着全班同学竟然全没有一点儿愧疚之意。换做是在其他国家,就算不开除他也会质疑他作为教师的人品,但是在意大利人们却不会这样想。事实也证明,这位教授其实非常敬业,专业也很好,这节课他一直兴高采烈地讲到了晚上七点,连午饭都没吃(这简直比迟到还要可怕),好在同学们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意大利人虽然不拘小节,但是他们在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时却非常认真,乐于钻研。尤其是在设计领域,意大利人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与同为设计强国的德国、美国、日本等国不同,意大利人更多的是依靠悠久的设计传统以及自文艺复兴以来厚重的文化艺术基础,他们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传统元素与现代生活元素的完美结合,设计思想非常独到。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六十多年来,意大利诞生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艺术设计大师,其中有很多是建筑师出身。他们多才多艺,同一个人既可以设计出超酷的法拉利跑车,又能设计出精巧的钟表、首饰、服装。就拿汽车来说,世界上10 种最畅销的车型就有六款是意大利设计的。这也得益于意大利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完善的配套生产和销售体系,正如意大利艺术评论家乌贝托. 艾科所说:如果说别的国家有一种设计理论,而意大利则有一套设计哲学、一套完整的设计思想体系。在意大利,任何一个设计项目(指商业领域)都会经过反复地论证和研究,确保它达到最佳的效果,而不是设计完之后就交给市场打分了。我女儿所在的设计学院曾经接过一个政府的项目,委托学院的学生设计养老院。

如果是在中国,建养老院根本就不需要设计,只要房子改出来没有质量问题能住人就成了,设计得再好也没用。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意大利政府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人家在养老院的建设上一点儿都不马虎,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学生,全部都要到国外去做实地考察,每个学生自己任意挑选两个国家,在每个国家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考察,经费全部由政府负担。回到学院之后,所有学生集中在一起,分享讨论各个国家的养老院有什么先进之处可以借鉴,作为设计新养老院的依据。这个项目整个进行了三年,三年之后,意大利建造的养老院肯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养老院。

当然,意大利人在设计方面的天赋,也与他们从小到大所受的艺术文化熏陶有关系。几乎全世界所有热爱旅游的人都想往到意大利去旅游观光,因为意大利人非常重视对传统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散布在各个城市中的古建筑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雕刻、古迹和文物组成了一道欧洲最靓丽的风景线。

意大利有很多世界知名的城市,这次我就介绍一座并不广为人知的小城卢卡。它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是孕育了伟大的作曲家普契尼,他祖上五代人都是音乐家,经典歌剧《图兰朵》和《蝴蝶夫人》就是出自他的笔下。欧洲人认为,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不是面积最大,不是人口最多,更不是最有钱,而是音乐家最多的地方,因为培养音乐家需要发达的文明、持久的和平和财富的积累。

卢卡的外围被古老的城墙包围着,它扩建于15 世纪,作为保护城市的防御工事,以及完整而古老的美感,成为欧洲军事建筑的榜样。沿着城墙步行,是观看卢卡小城全貌最好的地方,一边是城外的森林景色,一边是古老城市的红色屋顶和教堂。城墙非常宽阔,宽到可以容纳两三辆汽车并行,现在已经变成了环城公园。在傍晚的斜阳映照下,古城和绿地就像披上了一缕金色的缎带,漂亮极了。

从卢卡的火车站走出来,穿过一条街,没走多远就是卢卡最有名的圣马丁大教堂。在意大利,一座城市里最重要的教堂才有资格被冠以“圣”字,再穿过圣马丁广场,走两分钟就是拿破仑广场。广场的一侧是杜卡勒宫,这座古建筑如今是卢卡的市政府厅和警察局。

广场的四周种满了法国梧桐树,非常法国化,修理得整整齐齐,体现了拿破仑在异乡的权威。穿过拿破仑广场,向北沿着veneto 大街走五分钟,就是圣米歇尔广场,这里就是卢卡的市中心了,广场上最壮观的是圣米歇尔教堂,始建于11 世纪,到14 世纪建成。走到最北端,有一个圆形剧场,其实这个剧场已经没有了,只是一处遗址,连断墙残壁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椭圆形的广场。1830 年建筑师lorenzo nottolini,在改造卢卡城时,将剧场附近杂乱无章的建筑统一起来,保留了广场椭圆的形状和高低不平的房屋,并留下一个拱门通向外面的街道,这个拱门就是当年古罗马剧场唯一留存至今的部分。

卢卡确实很小,说小城都得是袖珍的,在城里完全不用坐车,从南到北穿城步行也只用二十多分钟。和很多意大利古城一样,这里没有所谓现代化城市的高楼大厦,没有那些国际化大都市的喧嚣和污染的空气,也没有灯红酒绿、光怪陆离、纸醉金迷的奢华,当地人并不崇拜这些。古城最高的地方仍像十三世纪一样,是教堂的尖顶。阳光映照在城墙和草坪上,看着这些,你仿佛回到了远古时期的中世纪,沉醉于这个小城宁静自然的和谐中。一切心浮气躁的心情都随之而烟消云散了。

意大利电影:重现文艺复兴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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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绝美之城》的这道光芒攫取了世界的目光,横扫从戛纳电影节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各大奖项,复兴了失语二十载的意大利电影。人们惊呼:意大利电影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传统。事实上,意大利是第一个、也是最多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国家(迄今十次)。

电影《绝美之城》中,有个夜游欣赏艺术品的段落美轮美奂。主人公带领我们进入欧洲最大的露天博物馆——由米开朗基罗规划、耗时四百年竣工的卡比托利欧广场;巨大的海神雕塑之后是一幅《弗娜里娜的画像》,女子手臂的环带上签着拉斐尔的名字。转瞬间,我们邂逅了“文艺复兴后三杰”之两杰。这就是罗马。一如漫步城中,三步五步逢着贝尔尼尼的雕塑:人鱼喷泉,四河喷泉……一如我与世界顶级时尚学院柏丽慕达的阿维斯教授交流意大利时尚产业时,他对于意大利品牌设计常被仿冒这件事的认知:“走在一座拥有伟大历史与艺术的千年之城的街头时,即使一个裁缝也会拥有相当的审美积淀;仿冒的是产品,而精神和情怀是仿冒不了的。”这就是文化自信。

肇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带来一场科学与艺术的革命,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根据当代最负盛名的意大利学者艾柯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玫瑰之名》,可供我们遥想此前的中世纪黑暗:修道院里连续发生命案,而所有命案缘于失传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它探讨喜剧,喜剧让人笑,笑会消除恐惧,没有恐惧也就没有信仰与上帝,这是哲学对神学的挑战。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兴起,人们开始追求世俗人生的乐趣。在14世纪欧洲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意大利,最先出现了对天主教文化的反抗,市民和世俗知识分子一方面厌恶天主教的神权地位及其虚伪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成熟的文化体系取代天主教文化,于是借助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形式来表达主张。

与其说复兴,不如说是创新。文学三杰之一的薄伽丘,道出“文艺复兴”宣言:幸福在人间。探索人的价值,汲取现实成分,原本由圣母与圣婴肖像主导的画布上出现了波提切利的《春》。他冒着艺术与道德的双重风险,绘制了这幅巨型异教徒作品——盛开着500朵花的如茵草地上充满人生的乐趣,薄如蝉翼的裙裾与柔美如荑的身姿引人驻足。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传统,在17世纪同样肇始于意大利的巴洛克艺术中仍有承续,巴洛克进一步突破了文艺复兴以来理性、匀称、静止的古典艺术风格与种种清规戒律,它华丽、浓郁、向往自由。在文艺复兴重镇佛罗伦萨,我于乌菲齐美术馆和皮蒂宫做了一次饕餮之旅,欣赏巴洛克大师卡拉瓦乔使用真人模特的自然主义画作,他混迹街头并“离经叛道”地将底层人物放入宗教题材:流浪汉做了画中的圣人,画家自己的脸则献给了《手提歌利亚头的大卫》中的歌利亚。

这一人本主义传统,在意大利电影中亦可窥见。费里尼一生都在与“神”权交锋,让我们重温《甜蜜的生活》载入影史的开篇一幕——直升机吊着耶稣像飞越城市上空……也正是1948年德·西卡的《擦鞋童》,推动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创立:这部电影把我们带入处于饱经战争创伤的国家中的悲惨生活,向世界证明了创造精神可以取得对一切灾难的胜利。此后德·西卡《偷自行车的人》,展现了一位在罗马街巷无助奔走的失业父亲,也宣告了新现实主义的诞生。作为意大利电影最辉煌的传统,新现实主义标志着自有声电影以来最突出的成就,它改写了欧洲与美国电影的力量对比。这一场从内容到形式的美学革命,对世界电影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新现实主义”。

与彼时好莱坞明星制+摄影棚的戏剧化叙事截然不同,新现实主义秉承人道主义思想,街头实景拍摄、以长镜头还原生活、启用非职业演员等做法,都是其显著特征;尤为重要的是,它的主人公多是小人物:如罗西里尼《罗马,不设防的城市》(1945)里“有着共同的痛苦、共同的欢乐和希望”的贫民区人民;维斯康蒂《大地在波动》(1948)中无法忍受剥削勒索而奋起反抗的渔民们;费里尼代表作《大路》(1954)中令人落泪的马戏团小丑;帕索里尼《罗马妈妈》(1962)中历经沧桑也要许诺儿子美好未来的妈妈,毋宁说是位大地母亲……作为最富影响力的意大利电影流派,新现实主义生逢二战后的满目疮痍,满怀激情地鞭挞社会不公。随着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经济奇迹”的到来,这一革命渐渐隐退。

而今,经过半个世纪的经济不景气后,保罗·索伦蒂诺的《大牌明星》(2008)与马提欧·加洛尼的《格莫拉》(2008),引爆了意大利电影的突然复兴。影片完成时,两位导演的年纪都不满40;两部影片都涉及了地方性腐败。放映时座无虚席,评论家欢呼:这是向意大利电影辉煌年代的回归!

——《绝美之城》中的圣徒玛丽亚如是说。一如索伦蒂诺称自己欠费里尼很多,马提欧称自己欠弗朗西斯科·罗西很多。在自己执导的《年轻气盛》(2015)的结尾,索伦蒂诺特别致敬了罗西。这一年,罗西去世。

而这一场意大利电影的后文艺复兴,依旧不止于复兴,更在于创新。标新立异的索伦蒂诺自编自导了意大利历史上最难书写的政治人物——七任总理的安德雷奥蒂的传记电影《大牌明星》,他将政治历史包装进一个引人入胜的视觉样式,再辅之以大量流行音乐,一部前所未有的政治摇滚以及索伦蒂诺风格宣告诞生。而被称为“新-新现实主义”的《格莫拉》,改编自以惊人细节披露那不勒斯黑手党的纪实小说,马提欧与索伦蒂诺拥有某些共通处:都对视觉风格感兴趣,对人性矛盾比对“意义”感兴趣。小说作者将事实与暴行安排在一个叙事框架内,旨在智力挑衅;而导演马提欧更关心以震撼的影像创造情绪战栗,奥地利他利用小说作者冷静论述中潜在的类型元素,通过建构多条叙事线,娴熟混合了各种类型,令纪实与戏剧交互。虽然这部电影不是现实的复制而是现实的变形,但每个细节非常严谨,如当地居民帮助他修改了影片中毒品交易的细节。《格莫拉》改变了文学中描绘黑手党的方式,作者从“内部”写了这本书,导演从“内部”拍了这部电影。新现实主义大师弗朗西斯科·罗西非常喜欢《格莫拉》中演员的特写,认为这些面孔具有人类学的价值。

如果弗朗西斯科·罗西发明了“政治惊悚片”——以《龙头之死》(1962)、《城市上空的魔掌》(1963)开启了一种新类型,那么索伦蒂诺则以“新方法”复兴了这一曾经非常成功、而后空白多年的意大利政治电影。意大利的政治结构在整个西欧极为独特:近代早期,它并非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而是由一些城邦和领地组成;统一后实行多党制,黑手党亦久负盛名,因此二战后的60多年里换了60多届政府。这一动荡带来许多复杂面向,而了解这些对于年轻人很重要,但是在今天必须找到一种“新方法”拍政治电影。

今天的主流年轻观众被惯坏了,他们是被引诱着去看电影。李安导演用3D再造《少年派的奇幻漂流》(2012)、用120帧/4K/3D技术手段再现《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2016),亦有令观众重新走进影院的野心。而索伦蒂诺的“新方法”,不在技术,而在艺术。他的电影总是始于一个震撼性场景:“我希望让他知道如果来看我的电影,他们将得到一场奇观。”这场奇观并不来自特效、追车、动作或爆炸的好莱坞模式,而是探索艺术本体之美的可能性——非凡的摄影机运动已成风格,光滑的斯坦尼康轨道拍摄令美国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都艳羡;精湛的对称美学,精准的分镜头脚本,影像充满油画质感,照明总是戏剧化的,犹如一出舞台剧。《绝美之城》充满视觉隐喻:修女吹走火烈鸟,马戏团将长颈鹿变消失;《大牌明星》的表现主义手法于安德雷奥蒂第七次就任总理时达到高潮,他穿越大厅遇到一只小猫,音乐戛然而止,双方对峙片刻;小猫有一双鸳鸯眼,一只蓝色、一只黄色,似乎想说:在一只猫的眼里,安德雷奥蒂也是两种颜色的……

1960年,费里尼在《甜蜜的生活》里以一双神秘而惊恐的鱼眼结束了罗马的醉生梦死;1972年,费里尼在《罗马风情画》里邀来女演员安娜·玛格妮作为罗马的象征——贵妇的与泼妇的、忧郁的与快乐的。如果费里尼发明了“罗马电影”,那么新一代旗手索伦蒂诺则创造了一个罗马形象。他闻到了这座城市芳香的矛盾——奇迹般地融合了神圣与世俗,并让这一特质回荡在《绝美之城》的视觉与听觉中,并置了古老的圆形竞技场与现代的马提尼广告、狂欢派对的电子舞曲与安静时刻的克罗诺斯弦乐四重奏。

在美学上,索伦蒂诺回归了意大利的巴洛克传统,影片缓缓始于歌剧与17世纪大喷泉,片名隐隐浮现于后现代派对与古老斗兽场交映的罗马夜空,等待你的将是一场华丽而炫目的视听盛宴;在哲学上,索伦蒂诺付之于浮华世代的武器是“去魅”和“反讽”——当代艺术与文化中的那些虚张声势,被一一揭穿。然而,即使在吹毛求疵、讽刺挖苦时,主人公都准备好连带自己。时光流逝的残酷本性、对必死命运的沮丧感,令他不把自己的存在看得高于他人。正是这一悲悯、自省的品质,为这部电影提供了一种救赎,避免了某种优越感或傲慢。你可以理解为:对罗马的新现实主义批评。

——2013这一年里最卓越、最令人兴奋的外语片,竟是对一个逝去的古典时代的怀旧一瞥。《绝美之城》让世界忽然意识到:意大利电影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黄金时代,艺术电影曾是意大利电影的重要传统,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维斯康蒂等堪称欧洲艺术电影的高峰。费里尼《甜蜜的生活》作为一种现象被载入西方当代文化史,比如它是今日“狗仔队”的滥觞所在;《八部半》(1963)几乎等同于意识流与创作障碍原型。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1964)创造了影史中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彩色电影,《放大》(1966)对“真实与幻觉”的哲思先验性地预言了后现代主义;维斯康蒂《豹》(1963)中的舞会堪称影史中最盛大的一场舞会,《魂断威尼斯》(1971)惊世骇俗地追逐艺术本质并贡献出“世界第一美少年”……

如果电影世界存在着某种不平等,那么好莱坞便是隐喻意义上的文化殖民者。欧洲艺术电影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作为好莱坞的反面而存在,奥地利颠覆了闭合叙事与戏剧冲突。索伦蒂诺复兴的正是欧洲艺术电影传统,他实践了一种更具坚强气质的浪漫主义,不仅追随了费里尼的传统,还有诸如奥森·威尔斯等用幻想与谎言揭示被掩盖真相的智性艺术。他的电影几乎都没有一个完整故事,一切处于拆散线索、彼此交织的状态;黑色幽默的戏谑讽刺、不可磨灭的人物形象,足以弥补所谓的传统情节的缺失;主人公的个性、人格是个谜,可能正是因为这些暧昧与模糊,观众能够在情感上接近他们,因为他们能够在其身上投射部分的自己。

走进《绝美之城》如同走进文学沙龙:福楼拜、皮兰德娄、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索伦蒂诺的另一身份是作家,曾出版小说集《每个人的权力》。事实上,意大利电影的一大传统即文学性,意大利电影比任何民族电影都更加程度非凡得依赖文学,很难找到一个意大利电影的主题没有参考先前存在的文学文本或更为广泛的文化语境。威斯康蒂被誉为“最后的电影贵族”,既缘于贵族出身、亦缘于积淀深厚,文学是其艺术源头:《白夜》(1957)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豹》(1963)改编自兰佩杜萨的小说,《局外人》(1967)改编自加缪的存在主义小说,《魂断威尼斯》(1971)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的小说……

今天,很多时候,市场成为新的“独裁者”。电影人急于讲述一个好卖、大卖的故事,难于专注艺术本体。而意大利电影人重新发现了意大利电影中歌剧审美与史诗叙事的魅力:与贝托鲁奇并称为意大利之李白与杜甫的老将贝罗奇奥拍制了《墨索里尼的情人》(2009),以悲怆的歌剧审美创造了一位“现代美狄亚”;新生代导演卢卡·瓜达格尼诺在《我是爱》(2009)中复兴了维斯康蒂的唯美主义古典风格,创造了一个现代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如果《豹》是古老贵族的挽歌,那么《我是爱》则是现代贵族的挽歌。意大利已经许久没有这种展示贵族奢华生活的电影了:从俄罗斯远嫁米兰纺织工业家族的女人,将自己的俄罗斯名字、身份与情感隐藏得天衣无缝,终有一天离家出走。影片有意识地营造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米兰豪宅,冷调,冬季,多取广角、大景深,人物关系远;一个是尼斯乡下,也是主人公找到自由与爱的地方,暖调,夏季,以自然光、特写镜头为主,捕捉细节和亲密的人物关系。两个世界代表了秩序与自由、传统的压制与自我的苏醒。

事实上,近年欧美电影都在反思商业泛滥的窘况: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提名的《锡尔斯玛利亚的云》与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鸟人》,不约而同讽喻了大行其道的超英雄大片:艺术性缺席,严肃与深度缺席,演技非凡的成年明星纷纷滑稽地披上斗篷、戴上面具、扮成各种侠。有趣的是,没有对外国观众乃至好莱坞美学做出让步的《大牌明星》成功了,成为索伦蒂诺第一部在美国公映的电影;在《绝美之城》为奥斯卡上演“罗马人的征服”后,索伦蒂诺一举成为最炙手可热的意大利导演——2015年他集结老牌明星迈克尔·凯恩、哈维·凯特尔、简·芳达拍制了第二部英语片《年轻气盛》,迈克尔·凯恩的角色转换充满互文意义:他由《黑暗骑士》中“蝙蝠侠”的管家,变成了思考爱与欲的作曲家。

——《绝美之城》中的圣徒玛丽亚也践行着自己的信条:睡地板、吃根茎、以103岁的双膝爬上圣彼得教堂台阶。

早在殖民地时期,美国就对古罗马产生了兴趣。美国人其实是借用罗马在不同的时代说不同的事情,或曰揽镜自照。1907年,好莱坞就出现了第一部罗马题材电影。一方面,同为共和体制的古罗马为美国政府承担起某种隐喻的功能;另一方面,古罗马对于清教美国的另一种诱惑是——放荡享乐的生活,所以电影里会有角斗士和纵酒狂欢的戏,以补充美国人的想象与缺失。《艺术哲学》里说:文明过度的特点是观念越来越强,形象越来越弱,比如表现派、象征派、符号学都诞生于德国。意大利爱形象,享乐主义是意大利文化与电影的重要符码。

费里尼《甜蜜的生活》聚焦于战后意大利经济腾飞时期罗马的纸醉金迷,《绝美之城》则设置在过度享乐主义之下的现代罗马。尽管侏儒、魔术、创作障碍都是费里尼电影的惯常元素,尽管其幻觉主义及创造性把戏也存在于索伦蒂诺的电影中,但是索伦蒂诺不同于费里尼。如果急于声称《绝美之城》是对《甜蜜的生活》的现代化或参照或抄袭,就妨碍了欣赏它的原创品质、独特风格与重大主题。《绝美之城》是对贝卢斯科尼时代罗马社会文化萎靡的一幅印象派肖像:撞墙的行为艺术家,沦为摇钱树的神童画家,注射肉毒杆菌的富人名流,关切美食而非精神的神父,以及用一种伪装方式纸醉金迷的圈子——恰是贝卢斯科尼价值观糟糕的体现,这一价值观基于将人们从那些真正严肃的事情上分神。不如说,这也是当前时代的症候。

马提欧的《格莫拉》改编自同名纪实小说,书被译成42种语言,年仅29岁的小说作者过着被黑手党追杀、全天置于警察保护之下的生活。索伦蒂诺在拍摄《大牌明星》时也遇到很多阻力,传闻黑手党帮助基民党在西西里获得了许多选票,总理安德雷奥蒂换之以政治恩惠,因此影片最后由一个独立组织和一些边缘组织资助。另一个难题是:索伦蒂诺想拍一部典型政治电影,却有一个非典型主角:七任总理、深谙政治幸存术的安德雷奥蒂不够生动多彩,总是面无表情。这位“马基雅维利”信徒统治意大利政坛四十年,电影公映时刚过完九十岁生日,所有报纸都登出他的采访:“我有很多秘密,但永远不会透露。”但是,索伦蒂诺用才华横溢的形式覆盖了他沉默寡言的英雄,政治题材被严肃地娱乐化,片中所有私人生活的对话都来自虚构。索伦蒂诺让一个人问了所有人想问安德雷奥蒂的问题,大胆写出他认为安德雷奥蒂可能会说的话。影片中最具爆炸性的场景是安德雷奥蒂的忏悔。

而在索伦蒂诺风格化的视觉中心,是托尼·瑟维洛风格化的表演:他冒险尝试精密地再现一个真实且在世的人、一个争议与成就同样大的人;他组织人物就像对待一台机器,每次在拍摄开始和完毕时都要装配和拆除这台机器;他依凭戏剧直觉和布莱希特方法,以大胆华丽的方式出演了“忏悔”场景,那是电影表演与电影风格相匹敌的绝妙时刻。舞台出身的托尼·瑟维洛是当代意大利最杰出的演员,索伦蒂诺对于人生与艺术终极命题的思考都被瑟维洛的脸道尽:智慧的,悲悯的;当他吸烟时,他吸入整个人生。

《绝美之城》中,主人公奉劝他的戏剧家朋友:“为什么要用皮兰德娄来提升自己的价值?为什么不写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比如情感、疼痛。”索伦蒂诺就在电影里放入了自己的情感与感受,比如“忧郁”成为《绝美之城》的光主题关键词。索伦蒂诺喜欢描绘那些充满能量的夜晚,紧随其后的是日出之前的黎明,人物发现自己如此孤独,陪伴他的是自己的忧郁。但是就在这些时刻,他拥有了发现这座城市之美的能力。这也是索伦蒂诺接近这座城市的方式:37岁来到这里,他与罗马有一种美好的关系——一个没有返程票的观光客。巴洛克教堂、狂欢派对、意大利时装、马提尼鸡尾酒、歌剧、足球、大喷泉……《绝美之城》讲的是罗马又不是罗马,浮华万象、气象万千之下,那是一个人内心的、精神的一场乡愁。

热身赛过招马其顿队亚洲杯国足名单周四初定

同爱沙尼亚队比赛后,国足并没有在珠海停留,而是立刻乘坐大巴返回了东莞。在东莞,国足同前来这里打CBA联赛的北京金隅队下榻同一酒店。对于金隅队情况,除三名国安球员外,国足其他队员了解得并不多。

由于刚打过一场比赛,因此国足昨日并没有安排大运动量训练,球队主要以休息和调整为主。22日同马其顿比赛时,高洪波将采取轮换制,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taihanlv.com/,北马其顿没有参加18日比赛的队员将获得出场机会,这也是球队对他们的最后考验。届时,国足的首发阵容和18日比赛相比也将会有不小的调整。

这场比赛后,教练组就将基本上确定23人名单,只不过这份名单会保密,一是怕影响到个别球员的训练心态,另外一旦有队员出现受伤情况,北马其顿还来得及更换。来源《新京报》)

欧洲杯波兰VS斯洛伐克前瞻利矛与坚盾之争波兰锋霸能否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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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欧洲杯E组的首场比赛将在波兰和斯洛伐克之间展开,莱万领衔的波兰对上哈姆西克领衔的斯洛伐克。在本组中,除了西班牙,其他三队实力都相差不大,所以剩下三队之间的每一场对决都是争夺小组出线的关键。除了莱万,波兰队的纸面实力和斯洛伐克基本相近。

但拥有莱万的波兰则无论何时都拥有扭转战局的能力。所以整体上来看,波兰实力还是略胜斯洛伐克一筹,不过斯洛伐克若能发挥出他们自己的优势,战胜拥有莱万的波兰也并非难事。下面将分析一下两支球队的特点来做出对本场比赛的预测。

波兰方面,相比于上届欧洲杯点球惜败最终冠军葡萄牙的他们,此次波兰队的经验更加丰富,并且球队实力有所增加,他们有望继续创造球队参加欧洲杯的历史。此战面对全组最弱的斯洛伐克,他们志在全取三分,以为小组出线打下基础。拥有莱万是波兰最大的优势,根据这一点,葡萄牙名帅保罗索萨为波兰人量身定做了一套三中卫体系,由意甲球员格利克领衔的后防线与波兰两位门神什琴斯尼和法比安斯基将会力保波兰球门不失。

而由此解放出来两名边翼卫,效力于桑普多利亚的贝雷申斯基和效力于莫斯科火车头的雷布斯将通过频繁的边路传中为莱万提供机会,并且最大限度为莱万拉开破门得分的空间。一改过去依靠莱万支点作用的打法,要尽可能释放莱万的进攻能力。由于米利克和皮亚特克的伤缺,科希纳茨基将会承担起帮助莱万吸引防守的任务,同时为进攻属性极强的那不勒斯中场泽林斯基提供后插上得分的机会。后腰位置上,英超布莱顿的莫德尔和克雷霍维亚特将会在边翼卫插上时,为三后卫提供必要的保护。只要波兰进攻线发挥正常,战胜斯洛伐克轻而易举。而面对这样一支进攻线上拥有莱万,防守能力也不俗的波兰队,斯洛伐克人定会想尽办法限制莱万的发挥,并且要抓住波兰后防线上的弱点,把握机会就有可能战胜这支头重脚轻的波兰。

斯洛伐克方面,除了哈姆西克和什克里尼亚尔,斯洛伐克阵中似乎并没有什么熟悉的名字。但欧洲无弱旅,斯洛伐克也有他们面对强敌的手段,面对强于自己而且拥有锋霸莱万的波兰,斯洛伐克的首要任务就是做好防守,防守压倒一切。在斯洛伐克的四后卫体系中,什克里尼亚尔作为球队的后防核心,能否顶住波兰锋霸的冲击,他的发挥至关重要。同时他也要发挥在定位球上为球队摧城拔寨的作用。以防守为主的斯洛伐克面对波兰很难获得多少机会,所以定位球和反击对于斯洛伐克的进攻至关重要。

在反击上斯洛伐克中前场的哈姆西克将发挥重要作用,斯洛伐克的中前场球员不惜体力的对抗与奔跑定会为他们从波兰人手中抢下一些反击机会。能否把握他们将成为斯洛伐克人能否战胜波兰的关键。总之,波兰人赢面更大,斯洛伐克想要取胜则必需把握为数不多的机会。

2020年欧洲杯E组的首场比赛将在波兰和斯洛伐克之间展开,莱万领衔的波兰对上哈姆西克领衔的斯洛伐克。在本组中,除了西班牙,其他三队实力都相差不大,所以剩下三队之间的每一场对决都是争夺小组出线的关键。除了莱万,波兰队的纸面实力和斯洛伐克基本相近。

但拥有莱万的波兰则无论何时都拥有扭转战局的能力。所以整体上来看,北马其顿波兰实力还是略胜斯洛伐克一筹,不过斯洛伐克若能发挥出他们自己的优势,战胜拥有莱万的波兰也并非难事。下面将分析一下两支球队的特点来做出对本场比赛的预测。

波兰方面,相比于上届欧洲杯点球惜败最终冠军葡萄牙的他们,此次波兰队的经验更加丰富,并且球队实力有所增加,他们有望继续创造球队参加欧洲杯的历史。此战面对全组最弱的斯洛伐克,他们志在全取三分,以为小组出线打下基础。拥有莱万是波兰最大的优势,根据这一点,葡萄牙名帅保罗索萨为波兰人量身定做了一套三中卫体系,由意甲球员格利克领衔的后防线与波兰两位门神什琴斯尼和法比安斯基将会力保波兰球门不失。

而由此解放出来两名边翼卫,效力于桑普多利亚的贝雷申斯基和效力于莫斯科火车头的雷布斯将通过频繁的边路传中为莱万提供机会,并且最大限度为莱万拉开破门得分的空间。一改过去依靠莱万支点作用的打法,要尽可能释放莱万的进攻能力。由于米利克和皮亚特克的伤缺,科希纳茨基将会承担起帮助莱万吸引防守的任务,同时为进攻属性极强的那不勒斯中场泽林斯基提供后插上得分的机会。后腰位置上,英超布莱顿的莫德尔和克雷霍维亚特将会在边翼卫插上时,为三后卫提供必要的保护。只要波兰进攻线发挥正常,战胜斯洛伐克轻而易举。而面对这样一支进攻线上拥有莱万,防守能力也不俗的波兰队,斯洛伐克人定会想尽办法限制莱万的发挥,并且要抓住波兰后防线上的弱点,把握机会就有可能战胜这支头重脚轻的波兰。

斯洛伐克方面,除了哈姆西克和什克里尼亚尔,斯洛伐克阵中似乎并没有什么熟悉的名字。但欧洲无弱旅,斯洛伐克也有他们面对强敌的手段,面对强于自己而且拥有锋霸莱万的波兰,斯洛伐克的首要任务就是做好防守,防守压倒一切。在斯洛伐克的四后卫体系中,什克里尼亚尔作为球队的后防核心,能否顶住波兰锋霸的冲击,他的发挥至关重要。同时他也要发挥在定位球上为球队摧城拔寨的作用。以防守为主的斯洛伐克面对波兰很难获得多少机会,所以定位球和反击对于斯洛伐克的进攻至关重要。

在反击上斯洛伐克中前场的哈姆西克将发挥重要作用,斯洛伐克的中前场球员不惜体力的对抗与奔跑定会为他们从波兰人手中抢下一些反击机会。能否把握他们将成为斯洛伐克人能否战胜波兰的关键。总之,波兰人赢面更大,斯洛伐克想要取胜则必需把握为数不多的机会。

欧洲杯意大利国家队赛程顺利出线争夺小组第一

欧洲杯作为欧洲足联成员国间参加的最高级别国家级足球赛事,经常云集了众多欧陆豪强前来突围,如传统足球强国诸如德英意法西荷葡等实力强劲的球队,其中意大利队在历史上战绩相当辉煌,长期以来称霸世界足坛,曾赢得过四届世界杯冠军、一次奥运足球冠军、一次欧洲杯冠军。那么,2020欧洲杯意大利阵容如何?并且与之相关的分组,赛程以及出线情况又是怎么样,请大家随小编来了解一下。

在这份大名单中主要争议的焦点是效力于AC米兰罗马尼奥利,卡拉布里亚和托纳利没有入选。他们三人基本上是AC米兰这个赛季的主力或准主力球员,其中卡拉布里亚还是意甲本赛季抢断王。据媒体分析称他们3人的落选主要是因为伤病原因并未达到最佳状态,欧洲杯但卡拉布里亚最近几场比赛场场首发,已经逐渐找回了赛季初的优异状态,但依然无缘大名单,着实有些诧异。另外,切尔西的若日尼奥和埃莫森由于要出战欧冠决赛,暂时不会入选这份名单,意大利国家队最后的26人大名单将于6月1日之前公布,5月29日与圣马力诺的友谊赛将是最后的调整机会。此外,在本期名单中,只有6名球员超过30岁,有多达13名球员在25岁以下,不难看出意大利国家队与曼奇尼年轻化的思路。

A组的分组情况虽然除了意大利并无其他传统豪强队伍,但土耳其,瑞士,威尔士三者实力不容小觑,而且三者之间实力接近,和意大利之间也并无很大的差距。所以A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小死亡之组”不过由于之前欧洲杯改制扩大到24支队伍参赛,四个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也可以出线,意大利想要从小组突围出线的难度并不大。不过意大利要是想要争取小组第一以获取一个较好1/8淘汰赛对手,就需要尽全力去把握每一场小组赛。土耳其拥有在AC米兰状态出色的恰尔汗奥卢以及法甲新科冠军里尔的当家射手伊尔马兹;威尔士则是上届欧洲杯四强而且当家球星贝尔更是世界级巨星,目前在热刺状态不俗;而瑞士虽然没有什么超级大牌球星,但他们整体实力出色而且他们当家球星沙奇里也拥有不俗的实力。这三个对手的每一个意大利都要小心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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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英格兰议会政治中的大宪章与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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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末至15世纪初,议会曾反复确认大宪章达49次,这是英格兰政治史上极为突出的现象,但现有研究对于该现象发生根源的认识尚不充分。事实上,这类活动的频繁开展离不开君主的支持,而君主此举并非随意为之,乃是出于当时政治形势的迫切需要。随着13世纪中叶以来议会政治的形成和发展,君主面临如何通过议会实现集权的新命题。因为议会在财政税收等国家关键性事务上拥有极大的话语权,君主需要同议会进行合作与博弈,而大宪章是其中的重要媒介。到15世纪,随着议会政治的异化,大宪章的作用逐渐走向衰落。议会确认大宪章活动的形成与演变显示了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王权的妥协式集权特点。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法律视角下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民众与国家关系研究”(项目号:19CSS002)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18PJC019)资助。

13世纪末至15世纪初,议会曾反复确认大宪章多达49次,这是英格兰政治史上极为突出的现象。①学界对此已多有关注研究,大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大宪章体现了“王在法下”的宪政原则,议会反复确认说明该原则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了贯彻实践。早在17世纪初,著名学者爱德华·柯克就指出“总共有32次议会法令确认、确立并勒令实施”大宪章,因此该文件在中世纪便是国家法律,乃“法中之法”。②辉格宪政史学派奠基人威廉·斯塔布斯更是鼓吹大宪章的历史意义,甚至直言“整个英格兰宪政史不过是大宪章的一部评注”。他虽然并未明确指出议会确认大宪章活动的政治作用,但特别强调爱德华一世在1297年应议会请求发布的《宪章确认书》之意义,君主由此向人民做出巨大妥协,客观上“对于国民维护自身的宪政权利起到了教导作用”。③

辉格学说曾在西方学界长期占据主流,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以后,该学说逐渐因为将历史过分简单化而招致批评,④但其对中世纪大宪章的解释路径仍为大多数英美学者所继承,甚至得到进一步发挥。例如美国著名宪政史学者C.H.麦克文指出,大宪章得到议会反复确认,意味着该文件已成为国家普通法的一部分,而且“在任何实际意义上说都是基本法”。⑤费丝·汤普森则认为多达44次的确认活动体现了议会“不断警醒君主‘王在法下’之道德胜利”。⑥W.H.邓纳姆更进一步强调,这类议会确认活动的频繁出现说明“大宪章的‘内容与宗旨’在1300-1600年之间三个多世纪里享有无限且囊括一切的权威,充当了当时的宪法”。⑦时至21世纪,学者拉尔夫·特纳依然延续这一思路,指出“在13、14世纪,大宪章成为不满的臣民联合反对国王的旗帜,要求确认该宪章成为他们实施的政治改革方案的基础性内容。因为这种不满,大宪章到15世纪初便得到超过四十余次确认,证明该宪章成为(王国)土地上的基本法”。⑧

另一种观点则强调不能高估或神化大宪章在中世纪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认为该文件在当时并非国家的“基本法”或“最高法”。著名学者约翰·贝克指出,这类议会确认活动虽然意味着大宪章成为“王国法律”,但中世纪的英格兰并不存在所谓的宪政体制,因而大宪章对王权的限制作用是有限的。事实上,不少君主在确认大宪章的同时,又时常违背。⑨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正是因为它(大宪章)并未真正发挥作用”,故而“反复确认才有必要”。⑩这里要特别提及我国学者孟广林的观点,他认为大宪章作为文本化的“王国法律”,虽然在厘清封建特权阶层与王权之间权力边界、规范封建统治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有效地限制王权,而且在其诞生之后的三个多世纪里还“经历了屡起屡仆的‘命运沉浮’”。他特别指出,大宪章能否限制王权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国王与贵族之间政治势力的实际对比”,二是“国王是否考虑培固其政治基础而做出某种让步”。(11)总体来说,这种观点相比前一种更加体现了对当时历史复杂性的关注与吸纳,因而更为接近真实。

概括来说,上述两种观点虽然对大宪章的评价存在争议,但均认为该文件的主旨是限制王权,差别主要体现为这种限制作用是否真正有效。不过议会确认大宪章需要君主批准同意,而这一时期的君主又确有实权,且基本能够掌控议会,那么他们何以会允许议会确认限制自身权力的大宪章呢?况且此类确认活动累计发生多达49次,从亨利三世到亨利五世共计7位君主在位时期均有出现。那么这些君主何以会让这类活动顺利开展呢?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这些君主还包括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等有为国王,这又该如何解释?

因此笔者认为,为弄清议会确认大宪章活动发生的深层次根源,有从君主集权的视角进行继续探索的必要。本文研究发现,这类活动的频繁开展离不开君主的支持,而君主此举并非随意为之,乃是出于当时政治形势的迫切需要。随着13世纪中叶以来议会政治的形成和发展,君主面临如何通过议会实现集权的新命题。因为议会在财政税收等国家关键性事务上拥有极大的话语权,君主需要同议会进行合作与博弈,而大宪章是其中的重要媒介。到15世纪,随着议会政治的异化,大宪章的作用逐渐走向衰落。议会确认大宪章活动的形成与演变显示了这一时期英格兰王权的妥协式集权特点。

大宪章最先由约翰王于1215年发布,以向臣民授予特许状(grant of charter)为形式。(12)此后继位的亨利三世也曾多次使用这种方式确认大宪章,据统计至少有10次。(13)很明显,作为君主特许状的大宪章的权威是有限的。然而此后出现的议会确认(parliamentary confirmations)则将大宪章提升到更高的地位。鉴于议会是当时国家最高的政治机构之一,广泛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核心群体,(14)大宪章得到该机构正式确认意味着获得了更高的权威。

议会确认最早出现在亨利三世时期。1267年议会通过的《马尔伯勒法令》(The Statute of Marlborough)第5条明确说:

“吾主国王(亨利)……召集王国的审慎远虑之士,包括高等与低等阶层……制定法令、条例与法规如下。……大宪章的所有条款,无论涉及国王还是其他人,均应得到遵守。如若必要,总巡回法庭法官在(地方)巡视时,以及郡守在其辖区内,须就(此事)进行调查。对于违反者,(郡守)可免费获得令状,进而向国王、王座法庭法官或总巡回法庭法官申诉。……违反者一旦确认有罪,吾主国王会予以严惩。”(15)

很明显,此次议会以王国法令的方式确认了大宪章,强调“所有条款……均应得到遵守”,并就其具体实施做出明确规定,说明大宪章已正式享有国家法律的地位。

爱德华一世时期的议会确认更加提升了大宪章的地位。这类活动总计四次,分别发生在1297年、1299年、1300年、1301年,虽然次数并不多,但更加凸显了大宪章的政治地位。1297年颁布的《宪章确认书(Confirmatio Cartarum)》最为关键,该文件说:

“爱德华,受命于上帝之英格兰国王……告知汝知晓……在朕之父王亨利在位之时经整个王国一致同意的自由宪章与森林宪章的每一条款均应准确无误地得到遵守。朕决定将这两份宪章盖上朕之御玺,寄往王国各郡郡守与朕之所有其他官吏,以及朕之城镇。还附上令状,勒令(地方官员)向民众公布上述宪章并宣讲朕确认之所有条款。朕之法官、郡守、镇长以及其他官吏,根据朕的土地上的法律,须允许(人民)基于该宪章的所有条款发起诉讼,换言之,为朕之王国的富足(须将)大宪章看作普通法(the Common Law)。朕亦决定:朕之法官或其他官吏就其处理之诉讼所做出的任何判决如若违背上述宪章的条款,应当被撤销或视作无效。朕还决定将这些宪章盖上朕之御玺,寄往朕之王国各地的主教座堂,后者负责保管该文件,并向人民宣读,每年两次。如果任何人的言语、行为或劝言与上述宪章相悖,或违背其任何条款,所有大主教与主教应当宣布开除其教籍,该处罚应当定期实践并发布,每年两次。如果这些主教中的任何人懈怠此事,坎特伯雷与约克两位大主教须及时敦促并迫使其按上述方式履行职责。”(16)

从内容上看,该文件基本延续了《马尔伯勒法令》,但更加突出了大宪章作为国家法律的特殊地位,不仅明确说大宪章由“整个王国一致同意”,“每一条款均应准确无误地得到遵守”,而且还正式规定该文件成为王国的“普通法”,是民众诉讼之依据。

爱德华一世时期的议会确认为后世确立了典范。此后的议会确认活动更加频繁,几乎成为一种常态。爱德华三世、理查德二世与亨利四世三位君主分别召开议会47、25、10次,确认大宪章22、13、6次,平均每两届议会便确认一次。这类确认进一步巩固了大宪章作为国家法律的地位,这在相关的王国律令中有明显体现。1330年议会通过的决议便说:“先王以及本王(在位)之时制定的大宪章、森林宪章以及所有其他法令的所有条款如今都应得到遵守维持。”(17)此决议明确将大宪章、森林宪章与“其他法令”并列,而且位于最前,可见其地位。此后有多次议会确认重复了这种话语,在爱德华三世时期至少又出现了7次。(18)其中两次决议甚至明确将大宪章定位为法令之首。1341年的决议说:“此后制定的任何(法律条款)如若违反大宪章与森林宪章,则应在下一届议会得到公开宣布,由王国的贵族予以适当匡正。”1368年的决议更是说:“此后制定的任何法令如若违反(大宪章与森林宪章),便应视作无效。”理查德二世、亨利四世时期的议会确认也基本延续了这类话语。

议会确认活动何以会在这一时期如此频繁地出现呢?主流观点往往强调臣民的作用,认为大宪章旨在限制王权专制,符合臣民的普遍利益,而臣民借助议会这一政治平台,通过立法、请愿活动维护自身权益,促成议会确认大宪章并开展相关活动,进而改善君主政府的统治。(19)而君主受制于臣民的强大压力,只能被迫同意。例如上文提到,汤普森认为确认活动体现了议会“不断警醒君主‘王在法下’之道德胜利”。英国学者尼古拉斯·文森特则提出,大宪章不断得到确认“大多数情况下是回应议会请愿”。(20)概括言之,这种观点认为,议会及其所代表的臣民在确认活动中起到了主动乃至主导性的作用,而君主的作用则是次要的、被动消极的。

这一观点看似有道理,但不符合常理。这一时期英格兰的君主作为整个王国的最高统治者,乃行政与司法之源,任何国家法律如果缺少其支持,恐怕很难得到通过和颁布,更遑论得到贯彻实施。而且议会作为王国政府的核心机构,本身由君主召集,其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君主掌控。(21)如果没有君主的大力支持,议会确认活动又怎么能如此频繁地开展呢?

而且实际证据也说明君主在这类活动中发挥了突出作用。首先,从程序上说,君主的角色必不可少。就确认大宪章活动本身来说,虽然议会成员有发起公共请愿之功,但最终需君主认可批准。爱德华一世时期的四次议会确认便体现了这一流程。例如1300年议会通过的《有关两部宪章的条例》(Articuli super cartas)明确说:“鉴于高级教士、伯爵与男爵在威斯敏斯特举行的议会上提出请求,我主国王再次授予、重述并确认(父王亨利授予人民的权利大宪章与森林宪章)。”(22)此后议会确认的流程也与此类似,但是更为规范。例如1327年议会确认大宪章的决议反映了爱德华三世时期及其之后确认活动的典型流程,该决议说:

“在威斯敏斯特举行的议会上,爱德华三世国王在王国平民代表(即下议院议员——引者注)当面向他及其御前会议请愿祈求之下,经议会的高级教士、伯爵、男爵与其他大人同意,为朕及朕之后人永久批准如下条款:首先,权利大宪章与森林宪章的每一条款都应得到遵守维持。”(23)

由此不难看出,议会的三股主要力量均参与到确认活动之中,先由下议院议员“请愿祈求”,后由上议院议员“同意”,最终由君主“批准”。既然是“批准”,就说明君主地位在上,议会其他成员在下,而非相反。1372年议会的事例更是说明,君主批准可能是大宪章确认的最终决定性环节。在此次议会上,下议院议员发起确认大宪章的公共请愿,但国王却并未给予回应和支持,大宪章因此也未获确认。(24)

不仅如此,大宪章作为王国法律还需要宣传实施,这些活动直接仰赖君主力量的参与。例如上文引述的1297年《宪章确认书》就明确提到,该文件是以国王爱德华一世的名义向全国发布,而且“盖上朕之御玺寄往王国各郡”,君主还勒令地方的主教和官员负责向民众宣传,并且“允许(人民)基于该宪章中的所有条款发起诉讼”。该记载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英格兰法律行政体系的运行机制:王国律令先由君主中央政府发布,相关政治文件随即发往各地,由地方官员宣传贯彻。鉴于大宪章以及有关确认的决议文件往往是用拉丁文、法文书写的,地方官员在宣读的过程中还会使用本土英文加以解释。(25)

更加需要指出的是,君主对于议会确认大宪章活动的态度也并非全然消极。《议会档案》对于爱德华三世在位时期及其之后议会确认大宪章活动的流程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其中包括君主对相关公共请愿(common petitions)的回应(answers),这于国王的态度有清晰的反映。(26)例如在1343年议会上,针对确认大宪章之公共请愿,君主回应说“朕素来赞同此事,此次亦然”。(27)而在1351年议会上,君主的回应更是说“吾主国王当然乐见此事,即大宪章与所有其他(法令)必须得到遵守维持,(任何人)不得丝毫违背”。(28)“赞同(wills)”、“乐见(pleases)”等话语在君主的回应中屡屡出现。

此外,《议会档案》还记载了许多其他援引大宪章的请愿活动,这些请愿活动也时常得到君主的积极回应。这类活动最早出现在爱德华一世时期,主要是私人请愿(private petitions),总计至少有10起。(29)在这些请愿中,请愿人直接援引大宪章的条款为其诉求张目,这些诉求如若合理,往往会得到国王支持。例如其中一则来自北部约克郡纳尔斯伯勒的市民,他们申诉说当地的国王森林总管以这些市民未管束好狗犬为由勒令其缴纳罚金,但森林总管此举“违背了大宪章的条款”,因为他们实际上居住在“自由狩猎”区域,并无侵犯行为。而国王回应说会“公正处理”。(30)

这类援引大宪章的请愿活动在此后的议会上不断出现,特别集中于爱德华三世到亨利四世时期。在这一时期,此前的私人请愿活动得以延续,但是新出现的公共请愿活动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例如下议院议员在公共请愿活动中时常引述大宪章第29条来督促君主改善施政方式(31),规劝国王匡正下辖官员或法官的违法行为。据《议会档案》统计,这类请愿在爱德华三世至亨利四世时期至少出现16次,而这些诉求普遍得到君主的积极回应。例如在1362年的议会上,下议院议员发起的公共请愿说“大宪章与其他法令规定,任何人只有经过公诉或其他正当的法律程序,方能由特殊拘捕令予以逮捕或监禁”,但法庭却通过特殊拘捕令直接捉捕了很多人,故而议员请求君主释放受害人。而国王则回复“欣然同意此事”,允诺会“秉公处理”。(32)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君主的支持之下,这类公共请愿还促成议会通过了相关的法律。笔者据《王国法令集》统计,基于大宪章第29条通过的议会法令集中于爱德华三世时期,共出现4次,例如1351年议会法令说“根据大宪章的规定,任何人不得被监禁,其自由持有地、自由权利以及自由习惯也不得被剥夺,除非按照(王国)土地上的法律……并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33)

因此可见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等君主在议会确认大宪章等活动中的突出作用和支持态度,这是大宪章从特许状转变为王国法律的重要原因。相比此前的约翰王,这些君主的此种态度可谓截然不同。约翰王最初签署大宪章乃是迫不得已之举,当时反叛贵族兵临首都,形势危急,为了克服政治僵局,他只能被迫同意。对于约翰王来说,大宪章是城下之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羞辱,因此他在形势缓和之后立即取缔了该文件。不过奇怪的是,既然大宪章旨在限制王权,上述这些国王,包括爱德华一世等有为君主竟然多次同意甚至支持议会确认大宪章,这又是为什么呢?

对于这一问题,现有研究的解答并不充分。据笔者所见,最近的学者关注较少,而早期学者反倒提供了些许解释。柯克说大宪章“曾由好国王确认超过30次”(34),可见他注意到议会确认需要国王同意批准,而君主此举源于其优良品行。斯塔布斯进一步论述了这一看法,但具体阐释有所不同。他特别强调爱德华一世确认大宪章的意义,但对爱德华三世等其他君主评价不高。他曾评述说爱德华一世能力突出、性格强势,但对大宪章的态度与前任君主迥异,竟然能在1297年颁布《宪章确认书》,此乃“我国历史上最奇异的现象之一”,此举充分体现国王是“诚善节制”、“遵循规矩”之统治“天才”。(35)

从宪政史的立场出发,这种看法自然不难理解。按照这一逻辑,君主竟然主动确认大宪章,可谓自损利益,确实彰显了其高贵品行。不过这种看法明显违背常理。君主频繁支持议会确认大宪章,如此损己利民,难道他们是圣人吗?须知君主是世俗政治中的统治者,绝非圣人,在重要的政治决策中考虑最多的必定是自身利益,所谓的道德因素即便有考虑,也居于次要地位,更何况是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等有为之君。由此推断,君主支持议会确认大宪章必定别有深意,此举定能给王权带来明显的益处。既然大宪章带有浓厚的限制王权色彩,君主何以能通过支持议会确认大宪章来获得利益呢?下文将结合议会政治的实质性特征来进行深入探析,尝试对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的根源进行解释。

形成于13世纪的英格兰议会,在中世纪后期一直是王国政府最重要的机构之一,旨在处理“王国的重大事务”。(36)据统计,从爱德华一世到亨利七世共10位君主在位约240年时间里,议会累计召开214次。(37)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乃是中世纪西欧议会制度发展最成熟的国家,无论从议会召开的频率或是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的作用都冠绝西欧,因此有学者提出“议会君主制”的概念来描述当时英格兰的政治体制。(38)

议会制度能够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自然离不开国王的参与和支持。宽泛地说,议会本身就是君主中央政府的机构之一,只有君主召集方能召开,而且会议议程与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由国王主导,因此有所谓“王之议会(the king’s parliament)”以及“没有国王就没有议会(No king,no parliament)”的说法。(39)

君主为何如此倚重议会?关键在于该制度对君主治国至关重要。英格兰国王作为王国的最高统治者,本身代表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自然需要充分吸纳臣民中的精英分子参与政治。而议会乃是当时王国最具广泛代表性的政治机构,恰恰满足了君主同封建精英群体合作治国的这种需要。不过,国家的治理毕竟事关重大,往往牵涉统治阶级内部复杂的利益关系,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时常存在矛盾,而且有时还会表现为激烈的博弈乃至冲突。特别是君主,不仅位高权重,而且还有集权专制的倾向,因此王权的实践往往会侵犯臣民的权益,更是容易引发精英群体的不满。而议会则为统治阶级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绝佳的平台,有利于包括君主在内的不同政治群体在利益博弈中通过协商妥协达成一致、实现合作。

由此可见,议会对于君主治理国家、实现集权是有明显益处的。概括来说,议会可以充当君主的“权力杠杆”,如果使用得当,可以最大限度地吸收统治阶级的成员参与国家政治,实现同贵族、教会以及地方精英的合作,从而扩张王权。不过正如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支点方能充分发挥杠杆的功能,君主也需要恰当的媒介手段才能将议会的集权效益最大化。具体来说,君主要想获得议会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精英群体的充分支持,就必须做出适当合理的妥协,从而强化与支持者的合作乃至联盟关系。而大宪章无疑是君主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媒介,因为大宪章从根本上说是涉及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权益分配的一份政治文件,其内容体现了对君主专制权力的限制以及对政治精英群体权益的保护。换言之,大宪章乃是当时君主与政治精英群体之间最为重要的封建“契约”。因此议会中大宪章活动的频繁开展象征着双方这种合作性“契约”关系不断得到确认强化,而大宪章成为“王国法律”则更是意味着双方的合作关系获得进一步巩固。

更加具体地说,君主通过支持议会确认大宪章往往能获得实际的益处,体现为如下三个方面。其一,缓和与政治精英群体的矛盾,化解危机。其实在议会正式形成之前,亨利三世便使用过这一策略。亨利继位时接手的是父亲约翰王留下的政治残局,反叛贵族正虎视眈眈,因此国王不得已多次确认大宪章,进而也成功地化解了危机。亨利能力平庸,在其独立执政之后胡作非为,到13世纪50年代引起了以孟福尔为首的贵族集团的激烈反对,双方最终兵戎相见,引发内战。在内战期间,孟福尔一度以大宪章为旗帜反对国王,甚至在1264年公开确认了大宪章。后来国王获得内战胜利,却在1266年确认大宪章,并在1267年议会上再次予以确认,(40)此乃议会确认大宪章的开始。国王在1266-1267年间已然掌控政局,却以主动的姿态确认大宪章,此举有着重要的政治考虑:回应反对派的改革诉求,恢复同政治精英群体的合作关系,进而稳定政局、赢得民心。而且这一突出举动也起到了明显的效果,不仅加快了内战的结束,而且为亨利三世在位后期乃至此后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的政治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爱德华三世、亨利四世两位君主在继位之初也使用了这一策略。爱德华三世的父王爱德华二世治国无方,导致国家长期陷入内战,最终兵败被废。新国王继位时正处年幼,面临政治危局,故而应议会的请求在1327年、1328年分别确认大宪章,以稳固政局。(41)而亨利四世继位之时面临更大的挑战。亨利是通过推翻前任国王理查德二世的统治而篡得王位,因此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存在更大的危机。为了赢得议会与臣民的支持,他曾在即位之初的前四年(1399-1402年)三次确认大宪章。(42)

其二,确认大宪章有助于君主顺利征收国税,扩大财权。税收关乎王国统治的根本,涉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因此往往是议会最重要的议题。鉴于当时英格兰存在君主征收国税必须获得公众同意的传统,议会作为体现公众意愿的国家政治机构对君主征税有极大的话语权,故而君主与议会往往就此事务展开激烈的博弈。而大宪章本身就直接体现了公众同意的原则,1215年大宪章第12条就直接说“若无王国的普遍认可,任何缴纳免役税与协助金的义务不得强加于国内”,(43)因此该文件往往成为双方在利益博弈中进行沟通、达成妥协的媒介。事实上,在议会正式确立之前,君主便使用过这一策略。亨利三世确认的1225年大宪章便提到,王国的臣民同意缴纳1/15税,“作为此次授予(大宪章)的回报”,(44)这说明国王是通过确认大宪章换得了臣民对此次税收的支持。

这一策略在爱德华一世同议会的博弈中体现得更加明显。爱德华是有为君主,政绩战功卓著,受到臣民普遍敬畏尊崇,其在位期间政局基本上能够保持稳定。但13世纪90年代后期却出现过短暂的政治危机。这次危机源头在于当时爱德华盲目发起对法国的战争,导致国家财税压力巨大,但国王又并未采用合理的方式征收国税,故而引起臣民的极大不满。到1297年,形势进一步恶化。国王在并未获得议会充分支持的情况下,强行动员臣民支持对外战争,并试图征收负担很重的1/5与1/8税(45),导致民意沸腾。反对派力量由此联合起来,向国王提交了《进谏书》(The Remonstrances)。《进谏书》特别提及了大宪章,说道:“僧俗人士皆强烈主张,他们有根据大宪章要旨行事之传统。然而(当局)竟然如此忽略(大宪章)的诸多要旨,不仅对人民造成了严重伤害,而且会给不愿遵守(大宪章)之人带来灾祸。有鉴于此,他们请求(当局)改正态度,为了上帝、神圣教会与它(大宪章)的荣耀以及人民福祉。”(46)但国王起初对于《进谏书》中的诉求并未予以回应,双方关系更加剑拔弩张,国家甚至有陷入内战的危险。面临严峻的形势,君主政府决定改变策略,在当年9月底再次召开议会。反对派贵族延续《进谏书》的主张,向君主提交了《不经同意不得征收任意税的上表》(De Tallagio non concedendo),篇首第一条明确提出“任意税或协助金的征收必须征得……(所有)自由民的同意”。(47)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甚至争吵,双方最终达成妥协:国王发布了《宪章确认书》,不仅正式确认了大宪章作为“普通法”的地位,而且认可国税征收的公众同意原则;而议会则基本同意了国王的征税要求,缴纳1/9和1/10税。(48)纵观此次事件的前后进程,可谓波折不断,充分体现双方就核心利益展开了激烈的博弈。然而这场政治危机最终获得和平解决,又充分凸显了君主与反对派贵族是依靠议会、通过妥协达成一致,而大宪章确认乃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值得一提的是,爱德华一世此后又三次在议会上确认了大宪章,不仅进一步改善了与反对派势力的关系,而且换得了议会在税收上的继续支持,君主与政治精英群体的关系进而恢复到正常的稳定状态。(49)

在此之后,大宪章在君主与议会之间的财税博弈中发挥了更加明显的作用,但是相比1297年事件缓和许多。例如在1336年3月召开的威斯敏斯特议会上,君主出于对苏格兰战争的军费需要,向议会提出征收国税,而下议院议员则发起公共请愿,要求确认大宪章。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君主批准议会确认大宪章,议会同意国王征收1/10与1/15税。(50)这种相互妥协的博弈方式贯穿了此后议会确认大宪章活动的始终。笔者一一比对了从1336年到1416年总计38次议会确认,发现这些议会均对君主的征税要求予以或多或少的支持,其中包括1377年、1379年、1380年分别通过的对广大民众来说负担沉重的三次人头税。(51)由此可见,君主通过支持议会确认大宪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赢得议会对其征税需求的支持。

君主频繁使用这一策略与这一时期王国快速增加的战争军费需求密切相关。从爱德华一世开始,英格兰长期对外作战,尤其是爱德华三世开启了对法国的大规模战争,而军费高昂,君主在财税方面面临巨大压力,因此需要频繁召开议会向臣民征税(52)。另外,这一策略的使用对于君主扩大财权也起到了颇为积极的推动作用。这里不妨列举亨利三世至亨利五世共7位君主的平均年收入统计数字:亨利三世为3.4万英镑;爱德华一世为6.7万英镑;爱德华二世为9.6万英镑;爱德华三世为14万英镑;理查二世为13.8万英镑;亨利四世为8.7万英镑;亨利五世为13.7万英镑。(53)从爱德华一世开始,君主收入的增长部分主要来自税收,包括直接税与间接税,而这些税收大多得到议会批准。(54)另据一项统计,1336-1453年百年战争期间,君主三分之二的收入来自各类税收。(55)

其三,确认大宪章有助于君主扩张法律权力。该过程也体现了君主通过妥协获得议会支持的策略。上文提到爱德华一世到亨利四世时期的议会有不少援引大宪章的请愿案例,一部分是议会成员通过公共请愿督促君主改善施政方式、匡正下辖官员的违法行为,还有另一部分是臣民通过私人请愿来维护个体权益。君主对这些活动的积极回应体现了其对自身法律权力使用的克制与规范,此为君主妥协的一面。但与此同时,议会中有关大宪章的诸多立法、请愿活动又支持君主加强王权。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议会针对大宪章第25条度量衡统一问题进行的立法和公共请愿,在爱德华三世与理查德二世两位国王在位时期最为集中,分别出现4次、2次。(56)例如1360年议会法令说:

“鉴于大宪章规定全国须使用统一的度量标准,但该宪章的这一条款此前并未得到较好执行,议会一致同意批准如下(法令):在英格兰任何地区,无论该地区是否享有自治特权,所有的度量标准,即蒲式耳、半蒲式耳、配克、加仑、半加仑与夸脱均应根据国王的标准来使用……如有需要,国王可随时派遣法官前往各郡,调查、听审、判决相关案件,并就所有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这一条款本身体现了君主集权色彩,但议会却能多次发起公共请愿并促成立法,可见议会在该事务上与君主存在共识。实际上,双方在这一时期就立法问题形成的共识还远不限于此。有研究指出,从14世纪中叶开始,随着黑死病引发了经济社会巨变,传统的封建统治秩序遭遇巨大挑战,因此议会支持君主政府就一系列经济社会事务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家立法,其中以劳工法最为突出。(57)对于民众日益强烈的抵制和反抗活动,特别是1381年起义,议会和君主的立场更是体现了团结一致。(58)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议会政治明显体现了统治阶级内部合作治国的特点(59),而大宪章是君主与政治精英群体在利益博弈中进行沟通、妥协从而实现合作的重要媒介,这是该时期大宪章能够得到不断确认并且成为“王国法律”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议会大宪章确认活动充分体现了双方的“正和博弈”,而非一方对另一方彻底胜利的“零和博弈”,更不是双方两败俱伤的“负和博弈”。

虽然议会和大宪章能够有助于统治阶级内部形成合作共赢的关系,但这种格局的形成又是有条件的,需要国王有较高的治国才能。具体来说,君主与贵族等政治精英群体虽然同属封建统治阶级,合作治国也是双方关系的主要特征和常态,但是这种关系状态的维系却仍然仰赖君主的能力,即国王需要善于同政治精英群体合作,知道平衡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而且懂得通过适当的妥协来换取臣民的支持。不难发现,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等君主是基本符合这一标准的,这也体现了他们在政治上的高明。然而这种能力并非所有君主都具备,例如爱德华二世、理查德二世便是典型的反例。这二人热衷集权且行事专断,但能力平庸,既不能充分利用议会来维持与政治精英群体的合作关系,也不懂得通过支持大宪章活动来同臣民进行“正和博弈”,因此与贵族就核心利益产生了激烈的矛盾,最终甚至兵戎相见。在这种政治环境之下,议会和大宪章潜在的“权力杠杆”效用失灵,反而时常沦为君主与反对派彼此争斗的工具。

在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反对派贵族曾长期控制政局,多次借用议会和大宪章来打击国王。在1311年议会上,反对派迫使国王批准了带有明显限制王权色彩的《新条例》(the New Ordinances),该文件正式确认了大宪章,这是爱德华二世在位时期唯一的一次确认。(60)在1321年议会上,反对派又迫使爱德华二世批准了一项法令,正式流放了此前乱政的宠臣德斯朋塞父子,该法令称此二人罪行累累,其中一条便是蛊惑国王挑起内战,此举“违背了大宪章”。(61)然而爱德华二世也懂得使用议会和大宪章予以反击。1322年,国王率军击败了反对派军队,并在当年召开的议会上制定了《约克法令》(The Statute of York)。该法令废除了《新条例》,但确认了大宪章中诸多对君主有利的条款。不仅如此,此次议会还通过了另一部法令,撤销了此前流放德斯朋塞父子的1321年法令,理由是该法令“违反了大宪章”。(62)然而好景不长,爱德华此后继续集权专断,再次激化了与贵族的矛盾,进而引发内战,最终兵败被废。(63)

理查德二世的失败命运与爱德华二世十分类似,但过程有明显差异。他冲龄践祚,年仅十岁便加冕为王,在此后近十年时间里一直由兰开斯特公爵等王公大臣辅政。这一时期的政局基本延续前任君主爱德华三世的传统,议会政治较为稳定,大宪章活动也比较活跃。在1377-1384年共8年间,国王共召集议会12次,确认大宪章11次。然而从1384年开始亲政之后,理查德逐渐走向专权独断,不仅任命宠臣,打击贵族,而且公开宣称君权至上的专制思想。他的施政风格对议会政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其亲政后的约15年时间里(1385-1399年),理查德共召集议会12次,但只批准议会确认大宪章两次,而且这两次议会都体现了君主与政治精英群体之间激烈的斗争。在1386年年末召开的议会上,双方虽然达成妥协,君主批准确认大宪章,议会也部分同意君主的征税要求,但双方的矛盾已然十分激烈。此次议会成功弹劾了国王的心腹大臣,并迫使国王同意由14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辅政,而国王在批准确认大宪章时也颇有保留,说“朕同意(下议院议员关于确认大宪章之)请求,但此事不应侵犯朕之特权”。(64)此后国王试图摆脱这种限制,在1387年年底竟然与反对派势力兵戎相见,而由国王叔父格洛斯特公爵领导的反对派势力获得了胜利,随即控制了国王。在1388年上半年召开的议会上,反对派势力对君主进行了打击,将国王的18名心腹弹劾定罪。为论证弹劾的合法性,议会列举了这些人的39条罪状,其中第12条斥责国王的一名心腹罔顾大宪章第29条,非法杀害多人。(65)在1388年下半年召开的议会上,反对派又迫使国王批准确认了大宪章,这是理查德二世在位时期的最后一次确认。(66)而此后的理查德二世并不甘心失败,多年蛰伏之后,经过精心谋划,终于在1397年重获大权。在随后举行的议会上,国王清洗了以叔父格洛斯特公爵和堂弟亨利·博灵布洛克为首的反对派,并且颁行了明显体现君主集权色彩的法令。(67)然而理查德的独断专行引起了政治精英群体,特别是贵族的恐慌,亨利·博灵布洛克于1399年起兵反叛,很快推翻了他的统治。(68)

至此可见,在爱德华一世到亨利五世共计6位君主统治时期,议会和大宪章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可根据其效用结果大致分为两类情况。在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等有为君主执政时期,议会和大宪章充当了君主的“权力杠杆”,用来维持与封建精英群体的合作联盟关系,缓和双方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而在爱德华二世、理查德二世两位庸主执政时期,议会与大宪章的“权力杠杆”效用时常失灵,二者反倒不时成为反对派用来对抗、打击王权的平台和工具。概言之,议会和大宪章到底发挥怎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能力与选择。

上文已然指出,从13世纪末到15世纪初,议会中的大宪章活动虽然在不同时期有明显波动,但整体上呈现活跃景象。不过这类活动此后却迅速衰落。议会在1416年最后一次正式确认大宪章,而且与此同时,议会中有关大宪章的立法与请愿活动也愈加少见,其中立法部分在1400-1509年间仅出现3条。此外,不少研究也指出大宪章在法律诉讼、律师行业以及思想界等领域的作用出现了明显减弱的趋势。(69)

大宪章活动的这种衰落趋势该如何解释呢?一种常见的看法强调专制王权的兴起,认为这一时期的王权突破了传统政治力量的限制,因此带有限制王权色彩的大宪章随之失去了效用。(70)不过这种解释过于宽泛,而且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学界一般认为,所谓的“专制王权”最早在15世纪后期,即爱德华四世在位时期方才形成气候,(71)然而大宪章作用的衰落却早在15世纪初便已十分明显。由此可见,该问题还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笔者认为,大宪章作用衰落的根源在于15世纪议会政治的异化。上文提到,议会从本质上说是君主与政治精英群体实现合作治国的政治机构,因此其产生和发展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从13世纪下半叶正式形成到14世纪末,该机构基本保持了这一格局,即便曾多次遭遇严峻挑战甚至危机。然而到15世纪,传统的政治格局却发生了重大变化,源头在于“1399年篡位事件”带来了王权的危机。在此次事件中,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博灵布洛克在议会上废黜了国王理查德二世,自己继位,为亨利四世。因为篡位弑君,亨利四世及其开启的兰开斯特王朝存在严重的统治危机,其合法性难以得到臣民的普遍认可,亨利便被时人称作“篡位者”。当然亨利四世也并非庸主,他一方面用武力反对派的叛乱,另一方面也借助议会和大宪章来拉拢贵族等政治精英群体。亨利仰赖议会和大宪章的策略在1399年篡位事件中便有突出体现。为了证明自己谋朝篡位的合法性,他在当年召开的议会上发布了指控国王的33条罪状,其中有两条直接斥责国王的行为“违背了大宪章”。(72)不仅如此,亨利在此次议会上还批准确认了大宪章。此后他又召开了9次议会,确认大宪章5次。(73)

亨利四世对议会和大宪章的策略相比前任君主理查德二世有很大不同,此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与臣民关系、巩固王朝统治的效果,但从根本上说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其一,此举并未彻底解决王朝的合法性危机,贵族叛乱是兰开斯特家族长期面临的严峻挑战。其二,亨利四世利用议会和大宪章来为自己的篡位恶行遮羞,试图颠倒黑白,但此举反过来又损害了二者的权威,因此限制了其实际效用。

议会和大宪章功能的弱化在亨利五世统治时期体现得更为明显。亨利是兰开斯特王朝最有作为的君主,他认识到先王的执政策略无法彻底解决王朝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因此改弦更张,将重心从对内转向对外,开启了大规模的对法战争,希望通过旷古战功来巩固王朝的统治根基。在其继位初期,为了赢得臣民的支持,他向议会做出妥协,在1414年、1416年分别批准确认大宪章。(74)与此同时,亨利对法战争取得了空前的重大胜利,甚至在1420年还迫使法王签署了和平条约,君主的威望空前增强。战争的胜利也促进了英格兰民族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对法战争因此得到臣民的更大支持。(75)在1417-1421年间,亨利多次召开议会要求征税,即便国王并未确认大宪章,而且因在法作战而缺席,这些征税需求也能顺利获得通过。(76)

亨利五世在1423年去世,年幼的亨利六世继位,在此后约十年时间里由两位叔父辅政。这一时期的政局基本延续此前的传统,对法战争继续维持着臣民内部的一致,议会政治较为稳定,但大宪章也未获确认。然而到15世纪30年代,对法战争局势开始逆转,英军逐渐走向失利。虽然亨利六世在1439年前后开始亲政,但此人能力平庸,性格软弱,难以力挽狂澜,对法战争最终一败涂地。在这一时期,国王的战争需求愈加难以得到议会支持,朝政动荡混乱。因为国王治国无方,区域性的大贵族——“超级臣属”人心思变,“变态封建主义”的威胁随之逐渐加剧。权贵日益操纵地方,对王国稳定造成更大威胁。(77)在15世纪50年代中叶,以约克公爵为首的反对派集结起来,对抗国王,最终双方兵戎相向,引发内战。

15世纪中叶的内外战争导致政局纷乱,进而使得议会政治走向异化,该趋势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议会召开的频率明显下降。英格兰根据表1统计不难发现:从爱德华一世到亨利六世在位前期,议会平均每年召开一次;而到亨利六世在位后期(1439-1460年)总计约20年,只召开议会11次,平均每两年一次;到爱德华四世、理查德三世、亨利七世时期,议会召开频率更是下降到约为每3-4年一次。其二,议会的功能发生明显变化。因为内政异常动荡,地方秩序纷乱,王国甚至发生多次篡位或试图篡位的事件,议会愈加难以起到调和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维持国家稳定的作用,反倒时常沦为权势人物争权夺利甚至阴谋篡权的平台。(78)到15世纪后期内战结束之时,王权得到恢复,然而传统的贵族势力被严重削弱,议会因此逐渐成为国王“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79)随着议会政治的这一转变,大宪章也就难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再发挥突出作用。

议会确认大宪章活动出现在中世纪英格兰议会政治确立并走向成熟发展的阶段。大宪章带有明显的限制王权色彩,然而诸多君主却支持议会确认大宪章,甚至将大宪章提升到“王国法律”的地位,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这类活动的出现,符合封建政治精英群体限制君主专制、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符合君主通过议会巩固与封建政治精英群体合作联盟关系、维持王国统治稳定的需要;符合英格兰国王从“封建君主”转变为“集权君主”的需要。这些需要在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等明君眼里是明确的,而且是十分迫切的,但是他们却无法找到一种体现更少妥协的办法来实现。(81)

自从诺曼王朝开始,英格兰便形成了较为强大的王权。及至金雀花王朝,王权进一步发展,到13世纪君主已是行政、司法之源,而且在军事、财政领域也有很大的权力。然而英格兰王权的发展却存在致命弱点,集中体现为在财政上受限于封建传统,无法随意向王国全体臣民征收统一国税,这可谓君主集权的“阿喀琉斯之踵”。国王虽然可以征收国税,但以公众必需为条件,而且还需要征得公众同意。君主如若违背这一原则,会被视作巧取豪夺、横征暴敛,臣民可以使用抵抗权来回击。(82)约翰王统治的失败乃是惨痛教训,大宪章也由此诞生,这无疑是留给后来君主的前车之鉴。为了实现财权的突破,亨利三世便开始通过召集议会来征收国税,并且以确认大宪章这种妥协姿态来换取臣民支持。而且亨利三世曾在继位之初和执政中期面临严峻的政治危机,为此他也曾多次确认大宪章以示妥协,从而缓和危机,赢回民心。而爱德华一世乃是一代雄主,对威尔士、苏格兰和法国发起了大规模的战争,耗资巨大,故而不得已要频繁召开议会以征收国税。频繁的征税在13世纪末导致了严峻的政治危机,爱德华一世又将先王的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进一步发展,不仅批准议会确认大宪章,并且正式将该文件提升到王国法律的地位。爱德华使用这一策略,不仅成功度过危机,而且促使议会同意了其征税要求。爱德华三世开始了旨在征服欧陆强敌——法国的大规模战争,军费需求更为浩大,因此在财政上更加需要议会支持。作为交换,国王向议会做出更多妥协,不仅进一步支持议会中的大宪章活动,而且将大宪章提升到“法令之首”的地位。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等君主通过这种典型的妥协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换取了议会的支持,巩固了与封建政治精英群体的合作联盟关系,进而也扩大了王权,君主的财权和法律权力都得到显著增强。

然而14世纪的另外两位君主——爱德华二世、理查德二世的治国能力平庸,不懂得与封建政治精英群体合作,因此在其统治时期议会和大宪章难以发挥“权力杠杆”的效用,反而不时成为反对派贵族攻击王权的平台和工具。

到15世纪,伴随着议会政治的异化,大宪章活动发生的条件也逐渐消失。这缘于兰开斯特王朝的君位是通过篡谋获得,因此该家族的统治面临严峻的合法性危机,这使得君主与封建政治精英群体的合作联盟关系渐趋脆弱。亨利四世虽然重视议会和大宪章,并尝试以此来巩固统治,但这一策略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亨利五世以征服法国为执政重心,并且获得重大胜利,君主威望得到空前增强,因此议会和大宪章对王权的限制作用明显下降。此后继位的亨利六世缺乏治国才能,政局由此逐渐走向动荡不安,“超级臣属”与“变态封建主义”的威胁随之加剧,王国甚至陷入内战,议会因而时常沦为权势人物争权夺利的工具。待内战结束、王权再度复兴时,议会制度虽然得到保留,但已逐渐沦为王权的附庸,大宪章也就难以再发挥作用。

从议会确认大宪章活动的形成演变过程中不难看出,这类活动体现了国王的妥协姿态,这是中世纪后期议会制度形成后君主在集中权力和建构国家过程中的一种无奈的最优选择。该研究因此也得出一种认识:这一时期英格兰国王既有别于中世纪传统的封建领主式君主,也不同于近代早期的专制集权君主,乃是典型的“妥协式集权”君主。

论文初稿曾在“第三届全国世界史中青年学者论坛(2019年)”上报告,感谢在场专家的反馈意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英国史研讨班”向荣教授以及郁迪、黄嘉欣等同学就论文修改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苗梦与严新宇等学友也有指点,邢冰洁同学对原始文献进行了收集整理,剑桥大学博士候选人黄怡洁惠助部分外文文献,谨致谢忱。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不足之处,由笔者承担责任。

①关于议会确认大宪章的实际次数,学界有不同的说法(例如下文提及的爱德华·柯克与费丝·汤普森之说)。笔者根据《王国法令集》与《中世纪英格兰议会档案》两部核心原始文献做了最新统计,具体见文末表1。

④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著,张岳明、刘北成译:《历史的辉格解释》,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英文原书最早出版于1931年)。

(11)孟广林:《英国“宪政王权”论稿:从〈大宪章〉到“玫瑰战争”》,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2-67页。马克垚先生也提出过类似的主张,参见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74页。

(12)“magna carta/the great charter”原意是国王赐予的“大特许状”,将其翻译为“大宪章”并不符合中世纪英格兰的历史现实。但此种译法在国内学界已然约定俗成,因此本文不得已暂且使用。国内已有学者指出这一点,见蔺志强:《“自由”还是“特权”:〈大宪章〉“Libertas”考辨》,《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84页注释1;孟广林:《英国“宪政王权”论稿:从〈大宪章〉到“玫瑰战争”》,第46页注释1。

(14)中世纪英格兰议会的成员基本能够代表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核心群体。除君主及其官员之外,议会成员主要包括由贵族、高级教士代表组成的上院,以及郡骑士和市民代表组成的下院。概括来说,这些成员代表了三类精英阶层,即贵族、教士与平民精英,即地位财富都具有一定水平的“自由人”。值得一提的是,大宪章的适用范围也基本对应这类“自由人”群体。可参见F.W.梅特兰著,李红海译:《英格兰宪政史——梅特兰专题讲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5-90、165-177页;J.R.Maddicott,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Parliament,924-1327,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444-450.向荣教授也指出中世纪议会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整个王国,参见向荣:《中世纪欧洲的政治传统与近代民主》,李剑鸣主编:《世界历史上的民主与民主化》,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00-207页。

(16)SR,vol.1,Statutes,p.123.此处提及的森林宪章起始于1217年,当年君主在确认时将1215年版大宪章中有关森林问题的一部分条款独立出来,这便是该文件的由来。

(19)此处的“君主政府”是指以国王为核心的一系列国家行政司法机构,包括王廷、御前会议、文秘署、财政署、王室法庭等。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君主政府在1300年前后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可参见F.W.梅特兰:《英格兰宪政史——梅特兰专题讲义》,第27-141页;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第51-110页。

(21)F.W.梅特兰:《英格兰宪政史——梅特兰专题讲义》,第126-129页;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第289页;孟广林:《“王在法下”的浪漫想象:中世纪英国“法治传统”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第192-200页;蔺志强:《13世纪英国的国王观念》,《世界历史》2002年第2期。

(31)该条款在1215年版大宪章中列为第39、40条,在1225年版、1297年版合为第29条,参见钱乘旦、高岱主编:《英国史新探——中古英国社会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62页。

(42)分别发生在1399年、1401年和1402年,见SR,vol.2,pp.111,120,132.有关亨利四世时期的政局以及议会活动的情况,可参考下文的论述。

(43)此处参考蔺志强的翻译,见钱乘旦、高岱主编:《英国史新探——中古英国社会与法》,第255页。值得一提的是,该条款在随后的大宪章确认版本中被删去。

(45)这是一种动产税,1/5与1/8是指税率,前者针对城市和古代王室领地,后者针对乡村地区。下文还会多次提及这类国税。有关中世纪英格兰动产税的更多介绍,可参看施诚:《中世纪英国财政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65-179页。

(51)笔者逐一查阅了《议会档案》对这38次议会的介绍。有关人头税的更多介绍,可参考施诚:《中世纪英国财政史研究》,第190-195页。

(54)施诚:《中世纪英国财政史研究》,第226-267页。当然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来自教士税收,该税的征收一般要征得教士大会的批准。

(58)例如在1381年年底召开的议会上,君主和议会就民众起义事件的处理方案达成了一致,见许明杰:《从1381年剑桥骚乱事件看中世纪英格兰王权》,《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

(71)有关“专制王权”或“新君主制”的研究状况,可参看焦兴涛:《西方史学界对英国“新君主制”的历史解读》,《人文杂志》2018年第9期。

(80)该统计依据如下文献:SR,vol.1and 2; PROME,vols.i -xvi.笔者也参考对照了如下统计数据:Faith Thompson,“Parliamentary Confirmations of the Great Charter,” p.661,note 9;邢冰洁:《〈大宪章〉在中世纪的传承》(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学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7页,表格“《中古英国议会档案》与《王国法令集》中《大宪章》被提及的次数”。亨利三世时期的议会尚未正式形成,无法统计召开的具体次数。

(81)这种景象类似“祖宗之法”在中国北宋时期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82)侯建新:《抵抗权:欧洲封建主义的历史遗产》,《世界历史》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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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青睐中国游客 加大宣传签证政策放宽

以往,克罗地亚在每年4月1日至10月31日的旅游季节,对持有一次以上申根旅游签证的中国旅行团组可以免签进入克罗地亚。而今年,克罗地亚取消了4月至10月这个限制,使克罗地亚在本国的旅游淡季如中国出境游高峰的春节和国庆假期期间,也能吸引到中国游客来旅游。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只有持有申根旅游签证的中国游客才能免签进入克罗地亚,持有公务和访问签证的不在免签范围之内。

克罗地亚旅游业资源丰富,旅游业收入一直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左右。由于坐拥1700公里亚得里亚海的海岸线多个岛屿,每年都有超过1200万外国游客到这个人口为400万的国家来旅游度假。自己家里有这么好的资源,除了招待外国游客赚取外汇外,克罗地亚人自己也不会忘了享受。据统计,每年6至8月旅游最旺的季节,大约有60%的克罗地亚人会到海边去度假,而剩下的40%中大部分人则本来就生活在海边。而在大城市特别是首都经济圈居住的克罗地亚人,一般都会在海边有一所自己的度假小屋。没有专门度假屋的人,也会和海边的某地的出租公寓有着长年的合同,每年有固定的时间去度假,一方面避免在旅游旺季订不到房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获得更便宜的价格。

出国旅游在欧洲是非常普通的事情。克罗地亚人除了在本国海滩上晒太阳休闲外,也有一部分人选择出国旅游,去得最多的是希腊、克罗地亚法国、英国和北欧国家,当然也有一些经济条件好的人会去亚洲和美洲旅游。欧洲游客到克罗地亚来旅游一般2周到1个月。相比之下,克罗地亚人的假期往往要持续40天到60天左右。这是因为克罗地亚法律规定,从政府工作人员到一般的企业员工,每年至少都有35天的带薪假期。但今年很多人准备取消或者缩短休假。

由于欧洲整体经济不景气,受欧债危机困扰的国家越来越多,克罗地亚本国失业率也不断攀升。截至今年3月份,克罗地亚失业率已经有20%左右,而克罗地亚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排名欧洲第二。这样的经济状况使得很多人已经取消或者缩短了今年马上就要到来的休假。

据当地媒体近日统计,在首都经济圈,大约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今年将取消去海边休假的计划,仅仅会呆在家里休息,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将休假的时间由一个月缩短至一周,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将维持往年的休假安排。而在出境游方面,受访者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人表示计划到周边国家旅游。前往亚洲和其他大洲旅游的人几乎没有。

经济学专家表示,克罗地亚人度假意愿大幅降低,主要由于国家采取经济紧缩政策,大量人口收入降低以及失业率不断攀升。对于克罗地亚这样一个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的国家来说,百姓大规模地减少消费将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可以预见的是,克罗地亚旅游业的主要客源国德国、奥地利、法国等国今年来克人数并不会比去年多。为了尽可能减少旅游业遭受的打击,克罗地亚政府今年除了花大力气在亚洲市场加大宣传,在签证政策上也进一步放宽。(本报驻萨格勒布记者/赵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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