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在征服波斯后为何大杀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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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0月12日至16日,伊朗王国在波斯帝国的故都波斯波利斯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居鲁士大帝建立波斯帝国2500周年的庆典活动。伊朗王国的末代沙阿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在波斯波利斯修建了庞大的帐篷城招待各国政要。帐篷环绕中心喷泉围成星形,以模仿波斯帝国时期波斯波利斯的样子,每个帐篷都有通往出席贵宾国家的直线电话。帐篷城周围点缀的花草树木也都是从法国空运而来,整个场址设有卫星传送以便向世界直播会场的情况。庆典的宴会更是极尽奢华,饮食全部由法国巴黎的马克西姆西餐厅包办,菜单上不乏松露、里海鱼子、甚至孔雀等珍奇的食材,而六百名宾客长达五个半小时的国宴更是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巴列维倾尽举国之力营造的庆典也为八年后的伊斯兰革命埋下了伏笔,当时流亡海外的大阿亚图拉霍梅尼就称这场崇拜波斯帝国的盛宴为“魔鬼的节日”。作为历史最为悠久且疆域最为广阔的帝国之一,波斯帝国是伊朗人任凭宗教、政治、社会变迁与冲突都无法绕过的身份表达特质。当伊朗人在公元7世纪以来的伊斯兰文明与波斯帝国的认同冲突中艰难抉择时,他们可能不知道,即便是征服过波斯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也曾在伊朗高原上面临这样的难题。

当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领大军跨过赫勒斯滂海峡时,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翻开了欧亚大陆历史的新一章。事实上从亚历山大的祖先们开始,马其顿人就对海对岸的文明不再陌生,早在公元前513年,波斯王大流士一世的远征军就已进入了巴尔干半岛,波斯人在西色雷斯保有了长久影响之余也令马其顿成为了波斯的附庸国之一。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制度更成为了亚历山大的父亲——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治国典范。腓力二世在经济与文化上大量地借鉴了波斯。在亚历山大的远征初期,他也尽可能地避免干涉波斯帝国遗留的政治遗产,基本保留了小亚细亚与埃及的自治权和总督制度。在高加米拉战役马其顿军以少胜多决定性地击溃大流士三世后,再无任何对手可以在军事上阻挠亚历山大建立帝国的梦想,然而阿契美尼德帝国腹地(巴比伦、伊朗与帕提亚)的种族、风俗与制度都远比西部边境诸省复杂。如何在旧波斯帝国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马其顿帝国,北马其顿如何令四境之内的臣民能有效地支持马其顿的战争机器,成为了亚历山大面临的新考验。

自19世纪末自20世纪初,以J. G. Droysen, J. Kaerst以及U. Wilcken 等学者就提出了所谓的“融合论”,他们认为亚历山大的民族融合政策体现了三个角度上:即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建设、跨种族婚姻的缔结与军事体制的整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学者Helmut Berve也以此理论为希特勒的雅利安种族主义背书(希特勒认为日耳曼人与波斯人同属雅利安民族),Breve认为“亚历山大出于对雅利安民族优越性的崇敬而试图通过血缘令两个民族联系在一起。”尽管绝大多数当时的学者反对具有Berve明显具有纳粹色彩的观点,但他们或多或少接受了剔除政治动机后的“融合论”体系,因此这场辩论的主题也从融合政策的存在与否转变为了融合的程度如何。然而进入80年代后,A.B. Bosworth等人再次提出了全盘颠覆的观点,他认为作为学术主流的融合论实际上因为古代文献的缺失实际上难以检证。迎来21世纪后,新一代的学者如M. J. Olbrycht等人根据考古发现和亚历山大亡故后继业者帝国历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观点:较之于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故土施行马其顿式的统治,亚历山大大帝选择将自己置于波斯帝国制度金字塔的顶端。他希望自己能作为阿契美尼德王朝“万王之王”的继承者——“亚洲之王”从而融入进波斯王的崇拜体系中去。亚历山大的野心也并不止于得到治理波斯的合法性背书,他试图以马其顿人与波斯人结成的利益共同体经营这个庞大的帝国。也正是因为如此,当马其顿的征服者拒绝将权力分享给被征服并公然对亚历山大疏远希腊与马其顿人表达不满时,他们便遭到了亚历山大的打压与清洗。亚历山大先是发动了一系列亲伊朗的改革,后来又直接操纵波斯贵族钳制威慑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同袍。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23年前的突然亡故令我们难以得知融合政策的效果与程度,然而无论其政治动机为何,他的亲伊朗政策都令伊朗人保留了在西亚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地位。

在古典文献中,关于马其顿人应作为波斯帝国的征服者或是治理者的辩论就发生在高加米拉战役之后的公元前330年春。虽然亚历山大接纳了波斯帝国两座陪都——巴比伦与苏萨的投降,并指派原有的波斯总督与新任的马其顿指挥官合作共同治理,但他却在收到波斯波利斯城防长官梯里达特斯(Tiridates)的降书后纵兵摧毁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心脏。根据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马其顿军的老将帕曼纽曾质问亚历山大:

摧毁自己的财产并不光彩。亚洲的人民也不会注意到国王的存在,因为他并无意治理亚洲,而只在乎征服和启程。

亚历山大则回应称他是要让波斯人以牙还牙,摧毁波斯波利斯是为了报复波斯军在公元前480年焚毁雅典卫城以及对一切对希腊人的暴行。阿里安认为亚历山大并不是一时冲动出于对过去的报复才将波斯波利斯付诸一炬。然而相较于阿里安直接引用亚历山大的御用史学家克里斯提尼(Kallisthenes)和日后建立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近侍托勒密的说法,罗马史家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库尔提乌斯(Curtius)和普鲁塔克(Plutarch)在他们的通俗史(Vulgate Traditions)中将焚城之过归咎于名为塞伊斯(Thais)的希腊妓女身上。以E. N. Borza和E. Badian为首的历史学家也针对塞伊斯在摧毁波斯波利斯这一事件中的角色以及亚历山大的动机展开了辩论,但我们可以从阿里安和通俗史学家的描述中得到一点共识:即波斯波利斯在被焚毁之前曾因为亚历山大的命令而遭到系统性地掠夺与破坏。库尔提乌斯和狄奥多罗斯生动形象地描述这一“劫掠的恣意狂欢”,他们也都认为早在马其顿军进入波斯波利斯前,亚历山大就已经决心摧毁帝都:

亚历山大在第二天召集了将军们,他告诉他们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波斯波利斯这样为希腊人所忌恨。这是波斯诸王的首都,是大流士与薛西斯向西派出的庞大军队的大本营,是波斯向欧洲发起渎神的战争的起点。为了平息先祖的灵魂,波斯波利斯必须被夷为平地。

Borza认为之所以亚历山大会在波斯波利斯停留长达四个月之久,并不只是在等待斯巴达叛乱被的消息,更是在守候正重新招兵买马的大流士三世的进一步动向。波斯波利斯不仅为亚历山大提供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库以作为军费,更在战略上起到了在公元前331至330年监视波斯军反击意图的桥头堡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波斯波利斯必须在发挥其价值后被立刻摧毁,因为她的毁灭对亚历山大而言有着一石二鸟的功用:“亚洲为之震惊,希腊得以复仇。”阿契美尼德王朝帝都的仪式性的湮灭是亚历山大依照马其顿长久以来的泛希腊沙文主义所精心设计的最后一场表演。正如Borza所慨叹的那样,亚历山大似乎通过这一行为摧毁了大流士三世作为波斯王的统治合法性并保证了帝都无法被任何反对自己的势力所利用成为再兴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本营:

从此再无亚洲各族的使节在波斯新年前来向万王之王贺寿,从此再无纳贡的长长队列登上宏伟的阶梯、穿过薛西斯之门、将所有珍宝堆积在万王之王的谒见大厅里。

然而如果我们回顾亚历山大在巴比伦与苏萨所采取的温和政策,波斯波利斯作为首都的政治、经济、外交与宗教地位已逐步转移到了作为新帝国首都的这两座城市去。尽管 Olbrycht认为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0年并没有在政策上有任何优待波斯人的倾向性,但亚历山大确实保留了波斯帝国所遗留的政体。在纵兵劫掠波斯波利斯的同时,他也任命了大量波斯总督和他们的马其顿副官。在夏天大流士三世在逃亡途中被贝苏斯所杀害后,亚历山大进一步强化了自己作为阿契美尼德王朝唯一继承者的合法性,他甚至试图将自己从追逐大流士的迫害者营造成为旧王讨伐逆贼的复仇者。根据通俗史的记载,大流士之死更像是亚历山大作为新王的加冕仪式:

然而大流士声称诸神已经降下了对他的报复,他决定自己将由亚历山大(而非贝苏斯保护),拒绝跟随贝苏斯和哗变的军队逃跑。

在狄奥多罗斯的记述中,大流士三世甚至戏剧化地在重伤濒死时嘱托亚历山大为其复仇。亚历山大不仅顺水推舟地利用大流士之死确立了自身阿契美尼德王朝继承者的地位,更成功塑造了他“波斯文化歌颂者”的形象。亚历山大先是逐一核对了拒绝跟随贝苏斯逃亡的被俘波斯贵族的血统,随即他又任命大流士三世的兄弟奥萨特雷斯 (Oxyathres)担任米底亚省的总督,并接纳他加入了国王的内廷。承认波斯权贵的地位只是亚历山大作为阿契美尼德帝国领袖的第一步。 正如Olbrycht所指出的那样,亚历山大对波斯宫廷礼节与政治制度的倾向愈加明显。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重建了伊朗卫队“持杖者(rhabdouchoi)”执掌宫廷的门禁,即便是马其顿人也无法像过去一样自由出入。如果我们将阿里安与通俗史家的叙述横向对比,这一年的夏天可以说正是亚历山大新政的起点。根据阿里安和狄奥多罗斯二人的观点,整个夏天都停留在里海沿岸赫凯尼亚 (Hyrcania)的亚历山大逐渐开始模仿波斯王极尽奢华的生活并用财富展示其作为亚洲之王的权威:

他先是在宫廷内安插来自亚洲各族的侍从,并任命其中最显赫的权贵担任他的亲信,这其中就有大流士的兄弟奥萨特雷斯。之后他又戴上了波斯王的冠饰、穿上了纯白的袍服、系上了波斯样式的饰带,除了他的裤子和长袖的上衣。他将紫色滚边的斗篷分发给了伙伴骑兵并让他们用波斯样式的挽具装饰马匹。不仅如此,他更是像大流士那样广纳后宫,他后宫中从亚洲各地挑选而来的美丽女人比一年究竟有多少日子还要多。

先是以复仇为名纵兵焚毁波斯波利斯,之后又迅速接纳了伊朗的服装与风俗,亚历山大态度的骤然转变看似自相矛盾。然而他作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继承者的动机却可以通过公元前330年秋的一系列事件得以证实。当亚历山大离开赫凯尼亚向东穿越帕提亚和阿雷亚(Areia)时,他接到了弑君者贝苏斯自立为王的消息:

当时亚历山大接待了一群来访的波斯人,他们告诉亚历山大贝苏斯已经换上了波斯王的冠冕与袍服。贝苏斯已经改名为阿尔塔薛西斯并自称为亚洲之王。

亚历山大与贝苏斯更像是在利用波斯王的冠饰、冠冕和印章来证明谁才是大流士三世的合法继承人。亚历山大的亲伊朗改革可以说是对阿契美尼德帝国的模仿,更可以说是针对贝苏斯的继承合法性所展开的一场反击。

然而亚历山大的改革并不只是基于对合法性的正名以及所谓的民族融合,一系列的阴谋证明亚历山大的动机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在扎兰基奈(Zaranginae)处决了菲罗塔斯(Philotas)又暗杀了他的父亲帕曼纽(Parmenion);公元前328年,他又先是在马拉坎达(Marakanda) 失手误杀了克莱图斯(Kleitos) ,又在巴克特拉(Bactra)逮捕了克里斯提尼。值得玩味的是,帕曼纽一族在马其顿军事贵族中有着一呼百应的领袖地位。帕曼纽本人从腓力二世时期就在军中效力,并且一手扶持亚历山大在腓力二世遇刺后登上王位,而他的儿子们也在都在亚历山大的前线部队担任将领。相比于代表马其顿建制派权贵辅佐亚历山大的帕曼纽一族,克莱图斯和克里斯提尼都曾与国王发生过争论,他们指责亚历山大“推崇更为野蛮的生活方式”并质疑亚历山大自称“宙斯(朱庇特)之子”、“阿蒙(埃及主神之一)之子”、“比狄俄尼索斯和赫拉克勒斯更伟大的神”是背离了马其顿人的宗教传统。亚历山大的御用史学家克里斯提尼不仅指责亚历山大在生活方式上效仿野蛮人,更嘲笑亚历山大所推行的诸如鞠躬(proskynesis)的波斯宫廷礼节以及亚历山大将自己置于波斯人对阿契美尼德诸王崇拜传统之中的滑稽可笑 。

亚历山大试图将精密复杂的波斯制度、礼节与宗教完全移至到以马其顿人为主的宫廷。他任命了一大批伊朗贵族担任总督,却又让马其顿指挥官担任他们的副手,一方面是要对其监视掣肘,而另一方面则是要学习他们治理的方法。为了保持以马其顿君主的身份继承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合法性,亚历山大又要接纳大量波斯的生活习惯与宫廷礼仪来调和与伊朗权贵之间的关系。然而马其顿军事贵族却拒绝将权力欲伊朗人分享并公开对亚历山大刻意模糊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身份差异的厚此薄彼表达不满。亚历山大在这三场阴谋中的角色至今仍是学术界所争论的话题之一,但国王本人显然是这一系列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尽管亚历山大的亲伊朗政策或融合政策还未发挥出其最初所设想的效果,但亚历山大已扫清了一切阻挡其改革的主要敌人。自此亚历山大可以自由地在阿契美尼德王朝遗留的权力框架中任命伊朗官员和监视他们的马其顿指挥官,在宫廷内外推行波斯式的风俗与仪轨,并建立对他一人绝对忠诚的伊朗卫队。

在越过帕提亚进入索格狄亚那(Sogdiana,中国称为粟特)后,亚历山大陷入了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马其顿军在索格狄亚那遭遇的抵抗是自公元前331年突破波斯门防线之后就再也未曾遇到过的。亚历山大也不得不在叛乱的各部落间疲于奔命,在赛罗波利斯(Cyropollis)城破后,他下令屠杀了城内所有的男性;而在索格狄安岩(Sogdiana Rock),他假意接纳了领主阿利马泽斯(Arimazes)的投降,又他下令将投降者全部钉死在十字架上。亚历山大的血腥弹压并没能换来稳定的统治,当地人撤退到崎岖山地所构筑的天然要塞决心对马其顿入侵者抗战到底。经过两年多的残酷,亚历山大决定改变策略,他先是下令在药杀水(Jarxartes,今锡尔河)南岸建造庞大的殖民都市绝域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Eschate)监视北方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也有说法称此城即为汉攻大宛之战中的贵山城),又出人意料地迎娶了当地贵族领袖奥克夏特斯(Oxyartes)的女儿罗克珊娜(Roxhane)。以Droysen为首的一批史学家也正是将亚历山大与罗克珊娜的婚姻和日后苏萨的集体婚礼作为“融合论”最强有力的证据。就像库尔提乌斯认为的那样,亚历山大所支持的通婚是“令被征服者丢掉了屈辱,令征服者放下了倨傲。”然而库尔提乌斯的说法并不足以为“融合论”背书,因为国王在远征途中曾遇到许多更加合适的婚配人选——比如大流士三世的两个未婚的女儿就更符合亚历山大对于所谓“融合”的意识形态的需求。正如Bosworth所说,比起组建家庭,联姻更多地是作为亚历山大确保帝国在整个索格狄亚那和巴克特里亚 (Bactria)的一个工具。而迎娶索格狄安岩的罗克珊娜正是亚历山大为旧帝国东部前线多年混战所提出的和解方案的最后一步。

实际上不仅是和罗克珊娜的婚姻,亚历山大的每一次婚姻都是出于实际政治考量而非意识形态所设精心设计的。公元前324年春在苏萨的集体婚礼——这一所谓的“融合政策的基石”也正体现了亚历山大试图令马其顿人与波斯人结成的政治联盟实际上仍是唯马其顿人马首是瞻,而非由融合论所设想的那样由二者共治。尽管婚礼仪式全部依照波斯风俗举行 ,但婚配的双方则是一边倒地由被许配的波斯新娘与他们的马其顿丈夫所组成。在这场集体婚礼中,我们没有找到任何与之相反的两性关系,Dorysen所谓的“融合论”只是马其顿征服者凌驾于伊朗权贵优越性的体现。亚历山大在亲伊朗政策背后掩藏的实际心理也在亚历山大对赫费斯提翁婚礼的恣意安排上一览无余。

自公元前330年伊始,亚历山大逐步确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继承人的地位并成功地塑造了自己作为波斯文明保护者的形象,然而波斯的女人却永远只是亚历山大拉拢亲信进入旧帝国官僚体系的奖赏。公元前324年初亚历山大自印度远征归来后对波斯地方官僚的清洗可能也是苏萨集体婚礼的动机之一。根据阿里安的记述,亚历山大处决了一大批波斯总督,他因为阿布里特斯和他的儿子奥克萨雷斯未能妥当地准备马其顿人在苏萨的食宿并上缴赋税就以“滥用职权”为名将二人绑在铁砧上用标枪杀死。库尔提乌斯更是认为亚历山大听信看宦官博格阿斯(Bogoas)的谗言处决威望极高的波斯总督奥尔希内斯(Orsines),也以各种罪名杀死了大量马其顿指挥官。亚历山大对于部下的怀疑与日俱增 ,而对国王的绝对忠诚成为了他衡量廷臣是继续留在帝国政制内,还是被立即处决的唯一标准。而苏萨的集体婚礼也成为了亚历山大在清洗后维持宫廷稳定的手段之一。尽管亚历山大提拔了自己的亲信——伙伴骑兵成为了帝国的新主人,但这显然无法弥合亚历山大与他的同胞、以及马其顿人与波斯人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危机最终在集体婚礼后的几个月在底格里斯河畔的欧皮斯(今巴格达郊外)爆发。

不堪忍受的马其顿人再一次地公开表达对亚历山大平等对待马其顿人与波斯人的不满:被征服的野蛮异族又何德何能与马其顿人排成同样的队列、接受同样的命令、使用同样的武器呢?比起兵变平息后亚历山大冠冕堂皇的演说,国王在危机爆发之初的快速反应也耐人寻味 :

亚历山大召集了身边最亲信的波斯权贵并将各部队的指挥权分给了他们。国王称他们为亲族而只允许他们亲吻自己。

将军权授予波斯权贵后,亚历山大便继续等待时机,直到在伙伴骑兵中效力多年的老兵卡利尼斯(Kallines)代表士兵出面要求亚历山大也承认马其顿人作为他的亲族并允许他们亲吻国王。亚历山大巧妙地维持了军中两派势力的平衡,他先是授予波斯人以前所未有的特权,再迅速地用同等的权利补偿马其顿人。亚历山大的策略赢得了双方的感激之情,然而这种“平等”对待并不是来自于协和统一的政策。就如同在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黑人一样,尽管他们逐渐获得了与白人平等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种族隔离的结束——平等并不等于融合。

于是火药桶最终爆发了,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小城欧皮斯,不满亚历山大要把年老士兵遣送回国的马其顿士兵爆发了哗变,亚历山大立刻出手了哗变,并在士兵面前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对马其顿士兵的演说》。然而和传统史家笔下风度自若的亚历山大不同的是,库尔提乌斯笔下的亚历山大怒火中烧地跳下讲台,在人群中揪出了那些大声与国王争辩的士兵 。随后他命令卫队立刻处决煽动兵变的士兵领袖,并且逼迫马其顿老兵返回自己的营地。他召集了来自亚洲各族的士兵发表演说,却要求马其顿人待在营地不得随意走动。国王站在台上望着那些依然保持忠诚的士兵并逐一例数马其顿人两年前在印度犯下的罪状:他们在海法西斯河(Hyphasis)因为思乡就拒绝前进的命令;他们在兵变时甚至嘲笑亚历山大的“父亲”——阿蒙。亚历山大告诉台下的波斯士兵:他在索格狄亚那迎娶的罗克珊娜和他在苏萨迎娶的大流士之女斯坦特拉二世将为帝国建立起神圣的同盟,而这条纽带将消除一切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差别。与此同时,曾经不可一世的马其顿征服者正在营地里嚎啕大哭,他们哭喊着如果国王的愤怒不能平息,就宁可在原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亚历山大对马其顿人和波斯人的差别对待又一次说明了亚历山大演说中的“融合”只是他拉拢波斯人打击马其顿人意识形态工具而已。这样的厚此薄彼只会损害生活在同一帝国内的马其顿人与波斯人的协和与统一。库尔提乌斯笔下的兵变结局变得更为血腥与诡异。

亚历山大的怒火已变成了癫狂,他一遍遍地向那些犹豫不决的部下重复着命令:囚犯被捆绑了起来扔进河里。

比起在宗教仪式上祈祷各族之间的和解,库尔提乌斯笔下的亚历山大显然是有计划地清洗了曾在印度反对自己的马其顿老兵。正如之前笔者所强调的那样,对国王的忠诚成为了晚年多疑的亚历山大衡量部下的唯一标准。尽管阿里安和通俗史家常常因为其身处在罗马帝政时期的立场而被现代历史学家所质疑,但从阿里安和狄奥多罗斯的记述来看,波斯人确实在奥皮斯兵变中充当了亚历山大制约马其顿人的一枚棋子。正如亚历山大对波斯服饰和宫廷礼节的推崇以及他与波斯贵族女性的婚姻一样,波斯卫队也只不过是亚历山大为牵制反对波斯式中央集权的马其顿军事贵族和普通士兵而制造的一个工具而已。

在公元前330年起,亚历山大满怀雄心地发起了亲伊朗改革以确立他作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继承者的合法性。他试图营造一个由马其顿人与波斯人共治的庞大帝国,然而二者却因为彼此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而互相仇恨。他试图将马其顿人纳入阿契美尼德王朝所建立的政治框架内,然而作为征服者的马其顿人的却拒绝与被征服的波斯人分享权力。较之民族融合的意识形态,亚历山大的亲伊朗政策更多是基于实际的政治考量——如维持统治的合法性与保持宫廷内政治生态的稳定。亚历山大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了伊朗高原,却作为亚洲之王迎来了人生的落幕。当他在巴比伦离去时,一个保留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制度内核的希腊化文明已悄然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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